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沈霾一朝復旦。
惠棟三世傳經，故稱「三惠」，特表家學淵源，居江蘇吳縣，世人稱之為「吳學」。江永精通禮學，為一代通儒，安徽休寧戴震和江永同聲應和，盛極一時，世人遂稱之為「皖學」（皖即安徽）。吳、皖二派古學，主宰了經學的堂壇，而惠棟和戴震則分別為吳、皖的大師。
惠棟為中心的吳學
惠棟，字定宇，號松崖，江蘇吳縣人。惠氏三世傳經，而惠棟集其大成。江藩《漢學師承記》專章敘三惠之學，可見盛況。
惠棟祖父惠周愓，字元龍，又字研溪，康熙辛未進士。少傳家學，以文章鳴世，撰《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及《研溪詩文集》。尤長於《易》學，精於考據，專尚漢代《易》說。
惠棟父惠士奇，字天牧，康熙己丑進士，晚年自號半農人，海內學者稱「紅豆先生」，而稱惠周愓為「老紅豆先生」，惠棟為「小紅豆先生」。惠士奇精通經學，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遵從古訓，一以漢儒為宗，尤崇尚漢人《易》說，謂「《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認為漢《易》學猶得古代《易》學的真傳，又說：
漢儒易言，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歸則一，皆不可廢。
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為俗書，又創為虛象之說，遂與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
說明自王弼注《易》流行而漢人《易》亡，視漢人《易》說為「漢學」，漢《易》亡即漢學亡。這看法對惠棟影響至大。
惠棟幼承庭訓，篤志力學，年五十後，更潛心經學，尤以漢《易》的研治最為會心有得，蜚聲學壇。惠棟認為漢人《易》
說雖在王弼《易》注流行之後失傳，但唐代學者李鼎祚的《周 易集解》耑門輯錄漢人《易》說，漢《易》學賴以得保氣息，於是精研三十年，本《周易集解》為線索，引伸觸類，貫通所有漢人著述，
成《周易述》二十三卷、《易漢學》八卷、《易 例》二卷，全都為《四庫全書》收錄。
《周易述》以荀爽、虞翻為主，而及鄭玄諸家之說，目的在於發揮漢儒之學。而《易漢學》考證漢代《易》說的具體內容，復原漢代《易》卜的方法，《四庫提要》譽謂「采輯遺聞，鉤稽考證，使學者得略見漢儒之門徑」。惠棟為復原漢代《易》學，不遺餘力，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極度推崇，謂：
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
雖不免於溢美，但可見惠棟於清代治古學者心目中的地位。然惠棟並非專主於《易》，還博治眾經。因治《易》而更深刻領會漢儒「明堂」的制度，撰寫了《明堂大道錄》和《禘說》，說明大禘之祭（古代統治者每數年舉行一次的大祭祖先的祀禮）在明堂舉行，而明堂有五室四堂，對配五行五德以應天，此法從《易．說卦傳》「帝出乎震」而悟出。其實《易．震．彖辭》已經說：「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此卦和祭祀本來有密切關係。惠棟因「震」而悟古代禘祭和明堂之法，是極具自然的會心聯想。漢學家治學絕不會無的放矢，往往都是有迹可尋的。
惠棟又有《古文尚書考》，認為鄭玄所傳的廿四篇為真正孔壁古文本。撰《左傳補正》六卷， 專門刺取杜預之前的漢人傳（經傳的傳）說，間有出人意表的訓解，如「臧文仲廢六關」
一句，惠棟本《公羊傳》「廢其有聲音」，把廢解讀為置，為前人所未及。又有《九經古義》凡十六卷，討論古音古字，所謂「古義」，指漢儒專門訓詁之學，一以漢儒為尚；於是收集所有關於東漢的文獻，成《後漢書補注》十五卷，可見於東漢學術的傾服和專意。
惠棟一脈的經學，刻意擺落漢以後的經說，以實事求是的訓詁和考證，一意復原漢代學術尤其是《易》學的面貌，存真考古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他的門生如余蕭客，著《古經解鉤沈》，採錄唐以前諸儒訓詁，《四庫全書》收錄並譽為「捃摭亦可謂備
」，繼承和發揚惠棟之學。 江聲也出自惠棟門下， 精研古訓，成《尚書集註音疏》十二卷，經文注疏，都以篆文書寫，佞古的程度，較之其師惠棟不遑相讓；用自注自疏的方式，也是沿襲惠棟《周易述》的體例，於《尚書．泰誓》一篇最有心得，為閻若璩和惠棟所不及；於專門而言，青出於藍。從余蕭客和江聲的成就看，吳門經學的特色亦思過半了。
和惠棟過從的學者，如沈彤、錢大昕、王鳴盛等，都是主張尊漢而肆力於訓詁，聲氣相應，影響極鉅。惠棟的再傳弟子江藩，曾受業於余蕭客和江聲，特著《國朝漢學師承記》，標榜「漢學」，雖惹來當時不少的批評，但卻是吳派惠氏之學的特色所在。而說經宗漢儒，亦已經成為時代的風尚了。
戴震為中心的皖學
與吳學的惠棟並駕的是戴震，皖學的代表。戴震，字慎修，又字東原，安徽休寧人，父祖輩皆未入仕。惟天資聰穎，少年求學已表現過人的質疑能力，鄉塾教師不勝其煩。十六七歲以後，刻苦自學，曾向江西大儒江永問學，治學方向頗受江永的影響和啟發。
江永，字慎修，江西婺源人，治學漢、宋兼容，精於禮學和聲韻。韻學有《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審音精密，駕越顧炎武的韻學水準。補成朱熹未竟的《儀禮經傳通解》，成《禮經綱目》八十八卷；並注釋朱熹《近思錄》，成《近思錄集注》十四卷。江永和朱熹有桑梓淵源，踵武朱熹，亦人之常情；而江永兼容漢、宋的治學方向，直接影響戴震。戴震為江永作行狀，稱頌江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亟表推崇。
戴震治經，根本不囿限於「漢」、「宋」。乾隆朝三惠吳學標幟漢學，一意以復原「漢學」為務，東漢古學是祈嚮所在，而鄭玄的經說自然視為典範。惠棟亦曾和戴震互相推重。
但戴震治學，極具懷疑精神，不為任何成說所拘限。對於東漢經學主將的鄭玄，沒有追隨時尚的佞拜，他的二卷本《杲溪詩經補注》，於卷首《周南．關雎》鄭玄《箋》「摯之言至也」，提出異議，謂「箋說非也
」；全書糾正鄭玄的說法比比皆是，而於鄭玄《箋》和朱熹《詩集傳》之間，擇善而從，沒有刻意阿從，這種態度，對嚴守家法的吳學來說，是不可思議的。
寫定於壯歲的《經考》並《經考附錄》七卷，向來祕不示人，即使門生段玉裁亦未得見，於漢以來各家論諸經之說，擇善迻錄，不囿任何門戶，即使極欣賞戴震的紀昀所極不滿的朱子門人王柏，戴震也三次引用。對於二程更定〈大學〉，亟示贊同。對待學術問題，戴震顯得公正持平，沒有自設門限。正視宋學，與江永的啟導關係至大，於此，亦可見戴震學術中所存的獨立個性。
戴震於小學和訓詁，發揚了江永的聲韻學，成績卓著，而聲韻訓詁之學，傳至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和段玉裁、蔚然成為大國，而晥學亦由此雄據學壇。
戴震以音韻之學治訓詁，最大的成就，體現在「轉語」的探索上。所謂「轉語」，語源出自揚雄的《方言》，指語音的今古變化或發展過程中的訛變，鄭玄於《毛詩箋》之中稱為「聲變」。
江永於《四聲切韻表．凡例》提出同調（指四聲）和同等（等韻的等），「得以相轉」的主張；戴震轉化江永之學，在〈答段若膺論韻〉裡進一步提出陰陽入相配之說，並說明陰陽入相配有「正轉」和「旁轉」的法式。
在解決語音轉變的規律上，單從聲調的正、旁轉還是不足的。戴震於是從聲母的部分進一步開掘，從發音部分、發音方法上探索古聲母的系統，據此推求語詞通轉的法則，曾希望著《轉
語》二十章，以補足《爾雅》、《方言》、《釋名》在這方面的空白。於《轉語二十章序》中把聲類作系統的整理，按發音部分區別聲母為五類，按發音方法把每一類區分四位，一縱一橫，顯示轉語的規律。凡聲母的發音部分相同的稱「同位」。這個詞語是江永創造的。同位則同聲，同聲「則可通乎其義」；於是提出了「義由聲出」的原理，例如「胡」、「遐」、「何」，三字義同，聲母也相同。如果不曉「遐」的字義，根據「一聲之轉」的原則，一聲即同一聲母的意思，就胡和何便可推求出遐的意義範疇。這樣，戴震提出一條影響極為深遠的訓詁原則：
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
這就是聲義互求的辦法。凡聲母相同的語音轉變， 稱為「正轉」。另一種情況稱之為「變轉 」， 戴震自創「位同」一詞加以說明。位同指聲母的發音方式相同，例如同是自稱之辭的「台、余、予、陽」，古聲入喻母；
而「吾、卬、言、我」四字，古聲入疑母，都是帶鼻音和半元音，發聲方式相同，但讀法有異，可稱音近；即使聲近，若位同的話，也可以因聲求義。戴震以「轉語」的運用建立了聲義互求的訓詁理論，是經學研究法上的重要突破，他的學生王念孫、段玉裁踵承以聲音治小學訓詁的原則和方法，締造出更為卓越的成就。
戴震重視方法，這是他識高於三惠之學的所在。訓詁是考證的重要途徑，而考證的目的在於求真，若從研治古代文化學術的角度說，能夠復原面貌是至高無尚的境界。戴震的考據，極具科學的精神，而每出神解，發前人所未發，真可謂考據的天才。當時紀昀為戴震的《考工記圖》作序，便由衷讚歎說：「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為漢以降儒者所不能及，以是求之聖人遺經，發明獨多。」推崇備至。紀昀所許的「發明獨多」，並不是虛譽。例如《尚書．堯典》有「璇機玉衡，以齊七政」，這是和觀象授時，極關係天人相應的政治運作。但即使經過閻若璩剔除偽出的部分，這段真實的文本還是難以具體理解。戴震在專事考證天象的《原象》之中，首先推究出「璇機玉衡」的形制，並付以工匠仿造。戴震訓詁名物，是極有選擇的，只有關乎經國或制度的事物，方才入手處理。於此，顯示了戴震經學的關懷所在。
戴震治經，極了然於方法和目的的關係，強調「明道」為治學的最高境界，聲韻訓詁考證曆算之學是明道救世的途徑，
他以轎夫比喻訓詁、聲韻、天象、地理諸學，而把明道喻為坐轎 者。明道其實是宋明理學的為學宗旨。這時，他的好友紀昀正以學壇領袖的身份，區別漢、宋門戶，於《四庫提要》強調經學以漢宋為代表，對宋學表不滿，以空疏詆諆，象方苞這樣本宋學治經的學者，紀昀於《提要》之中多所奚落。正是一種深層的學術疏離感，戴震對紀昀沒有甚麼許可，最後也疏遠了，紀昀對戴震疏遠自己耿耿於懷，形諸文字。事實上，在當時標榜漢學門戶的學術氛圍中，戴震方法上共兼容漢宋，以明道為終極關懷的實踐，是難以得到諒解的；從事於漢學考證的學者，極推崇訓詁考證天象地理之學；汪中便推崇戴震為清代漢學的「集大成」；然汪中痛詆理學，一以考據之業為是，這種稱譽，實未得戴震的神髓。事實上，戴震認為一生最重要的學問和貢獻，並不在經學訓詁，而是明道的義理之學。給學生段玉裁的信中，自剖說：
僕生平論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
戴震講性理，視之為最得意。但戴震天賦強烈的質疑辨正的精神，治學極具個性，他講性理， 正人心這一終極關懷和宋明儒者是一致的，然在觀念的具體闡釋上，卻沒有苟循前轍。心性之學稱為理學，
以「理」的觀念為核心觀念。
戴震掊擊視「理」為一種主觀存在的看法，認為理是客觀存在，不以任何主觀而轉移；具體解釋說，人必然有欲望，在上者不是仰遏這種天賦的本性，而是令百姓欲望得到充分滿足，便稱之為理。在如此理解的前提下，對宋明儒遏欲的主張，戴震斥之為「以理殺人」。究其實，戴震關心的是政治問題，但在文網高壓的氣氛之中，把盡民之欲的為政主張，以性理之學包裹而已。自顧炎武亟力倡導「經世致用」以挽救民族的滅亡，這股精神是一直潛伏發展的。
戴震在考據訓詁之學中透露經世的宗旨，於乾嘉經學家之中，最為特出。
以經世的義理之學為精神的考證訓詁，戴震皖學對清中葉以後的經學發展影響深遠。親受業的門生，最著名的有高郵王念孫和金壇段玉裁，把戴震的聲韻訓詁之學發揚光大。
王念孫字懷祖，號石臞，幼受業於戴震，秉承戴震的治學方法，不囿一家一派，謂「說經者，期於得經意而已，不必墨守一家」，這是針對吳學惠氏佞漢的作風而說的。王念孫的功勞，在把訓詁學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問，以聲韻學為基礎，運用「因聲求義」的方法解決經籍文本的文字疑難，王念孫兒子王引之在《經義述聞》的〈序〉中，引述王念孫的訓詁主張：
訓詁之旨，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因假借之字強為之解，則結鞫不通矣。
說明訓解文字，必須因聲求義，不能拘泥於文字的形體，從語言本身解決語言的問題。另一方面，王念孫認為說經者必須「揆之本句及上下文」，注意語言環境和上下文的整體意義關係，不能孤立對待字詞的意義。再進一步，是要充分了解經意，了解經意是治經的目的，王念孫謂：
說經者，期於得經意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於經，則擇其合經者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己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別為之說，亦無不可。
說明治經必須以了解經意為目的，治經不在傳述或重覆前人的成說，假如前人經說不符合經意，便不必曲從，必須要自己深
思考，以尋求正確的解釋，而又利用其他經典加以參證自己 的說法，雖然和過往的成說有異，也是不必介意的。王念孫這套治經的主張，完全擺脫當時佞古盲從尊漢的拘勒，與戴震的精神是一致的。所著《廣雅疏證》十卷和《讀書雜誌》八十二卷，充分體現王念孫深厚的訓詁工夫。
王念孫兒子王引之，字伯申，號曼卿，少年即以學問名天下，世稱高郵王氏父子。父子兩人共同著述，世所罕見。父子兩人的四大名著：嘉慶元年，王念孫寫成《廣雅疏證》十卷，王引之注釋。嘉慶二年，王引之編《經義述聞》三十二卷，其中三份一內容引述王念孫的說法。嘉慶三年，王引之成《經傳釋詞》十卷，有超過三份一是其父的說法。嘉慶十三年起，王念孫《讀書雜誌》八十二卷陸續出版；王念孫謝世後，王引之編遺稿為《餘編》二卷，附載書後。
王引之較之王念孫更重視「虛詞」。《經傳釋詞》便是訓解經傳中的虛詞的結構，時人譽之為「讀經之總龜」。王引之批評歷來治訓詁的學者沒有充分了解虛詞的性質和作用，每每誤把虛詞當作實詞看待，以致誤解經傳文本。是書糾正這種錯誤的做法，收錄經傳中虛詞一百六十七個，依照唐代守溫的三十六字母（即聲母）次序排列，按聲母發音部位七大類，卷一至卷四為喉音字，卷五為牙音字，卷六為舌音字，卷七為半舌、半齒的日母字，卷八為齒音字，卷十為唇音字。這正是戴震、王念孫所極強調的因「聲」求義原則的體現。且舉《經傳釋詞》一例以見大概；
卷三釋「有」字：
有，語助也。一字不成詞，則加有字以配之。若虞、夏、殷、周皆國名，而曰「有虞」、「有夏」、「有殷」、「有周」是也。推之他類，亦多有此。⋯⋯說經者未喻屬詞之例，往往訓為「有無」之「有」，失之矣。
說明「有」可以作前綴性質的語助，令單音名詞複音化。王念孫舉一反三，博取例子，歸納而成為認識古代語言文字的原則原理，而不是緣經生訓，孤立解說文字。訓詁學發展到這階
段，便完全成熟了。王氏父子於經學訓詁的成就，即使道光年間力排漢學的方東樹，在所著的《漢學商兌》也得首肯說：「實足令鄭、朱俯首；漢唐以來，未有其比。」則二王在經學上的學位，足見一斑。
王氏父子在訓詁學上有如此鉅大成就，主要在聲轉的通假上取得的；而聲類的研究是直接主宰的關鍵因素。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戴震的好友錢大昕。
錢大昕，字曉徵，又字辛楣，號竹汀，江蘇嘉定人；精通經史，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譽之為一代儒宗。錢大昕於聲韻訓詁，創獲良多，《十駕齊養新錄》結集了這方面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和轉語理論的實踐關係至切的古代聲類研究。錢大昕所提出的「古無輕唇音」和「古無舌上音」說便是極重要的聲類創獲，前無古人，為以後聲音訓詁之學指示康莊通衢。
甲、古無輕唇音
謂凡今讀輕唇音的字，古代多讀重唇音。例如佛，今讀符弗反，符為聲，讀輕唇音，古代讀如「弼」，讀重唇音。
乙、古無舌上音
舌上音即舌面音，如照、精之類的聲母現代讀舌面音，但古代則多讀為舌尖音；例如直，古代讀如特；豬，古代讀如都，豕和都便是一音之轉。
錢大昕根據大量先秦古籍，歸納出這兩條聲類發展的規律，令以聲音通假為主的經典解釋，得到飛躍的發展；要非錢氏的創獲，王氏父子和段玉裁的成就亦難以實現。因此，在敘述戴、
段、二王的經學成就時，錢大昕的影響是絕不可忽視的。《國朝漢學師承記》載戴震語謂：
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為第二。
則戴震隱然以第一自居；這雖是江藩的傳述，未必可信，但錢大昕與皖學關係至深，則是事實。
清代小學史上有「 戴、段、二王」 的稱號， 代表了清代小學的最高成就。段便是指戴震學生段玉裁。段玉裁，字若膺，號茂堂，江蘇金壇人。雖僅小戴震四歲，但執弟子禮甚恭敬，提及戴震，必垂手拱立，可見師禮情誼之深。於《尚書》、《毛詩》、《周禮》、《春秋左傳》、《儀禮》都有專著，綜博群經，但最為人稱道的，則是《六書音韻表》五卷及《說文解字注》三十卷。段玉裁的經學訓詁，取法戴震，亦是以聲韻之學入手，實踐戴震「字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的主張，
為同門王念孫《廣雅疏證》作序說：
治經莫重於得義，得義莫切於得音。
於《說文解字注》卷十五更明確說：
聖人之造字，有義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學者之識字，必審形以知音，審音以知義。
段玉裁強調治經的目的在「得義 」、「知義 」，「義」 是關懷所在，這和他一生敬仰的恩師戴震是一致的。事實上，段玉裁極尊崇宋人性理之學，在給嚴元照（精治《爾雅》的經生）
的《娛親雅言》作序說：
考覈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倫理族類之間，而以讀書之考核輔之。今之言學者，身心倫理之不務，謂宋之理學不足言，謂漢之氣節不足尚，別為異說，簧鼓後生，此又吾輩所當大為之防者。
段玉裁在批判整個乾嘉時代學風的偏蔽，徒以紙上考據工夫為是，摒棄輕蔑宋儒講求身心操守的理學；這樣的批評，反映了段玉裁對待漢、宋之學的輕重比例。的確，段玉裁晚年於《朱
子小學跋》之中，便說：
漢人之小學，一藝也；朱子之小學，蒙養之全功也。
段玉裁肯定朱子之學，予宋學極高的評價，如果掩去作者姓名，根本不可能想像是文字訓詁大師段玉裁的說話。段玉裁更且追悔說：
喜言訓詁考核，尋其枝葉，略其根本，老大無成，追悔已晚。
這是一段極沈痛的剖白，自悔把自己一生虛耗在訓詁考核的紙面功夫上，在末枝小節的問題上浪費生命；「老大無成」一語，
沈痛無比，是對自己一生的功夫徹底否定，在其他看來是經學經典的《六書音韻表》和《說文解字注》之類，作者自以為一文不值。經世致用的精神，實一直支配著段玉裁的內心世界。於太平盛世不能大展才華，徒然白首窮經，這種苦澀的滋味，是難以忍受的。段玉裁外孫龔自珍傳其學，終走上今文經世之學，是必然的。
於皖學的結束處，特別揭示段玉裁內心的苦悶和追悔，所以顯示異族統治下的所謂經學復興， 實在是一種表象，與漢人賴以安身立命的氣象不可同日而語。即使身處其時而為後世尊仰的一代大師，也按捺不下心底裡因虛浪韶華而透發的感慨。
但無論如何，乾嘉時代吳皖兩大陣營以及其他經學家，都付出辛勤的勞力，而遺留下豐碩的成果，為後人通讀儒家經典及研治秦漢文獻奠定穩固的基礎。這份文化上的貢獻，是值得肯定和尊重的；不能以「煩瑣」為藉口，於是一筆抹殺，又或輕蔑對待。
大體上說，吳學極力復原兩漢經說，以考證輯校為務，令古代學術的面貌得以重現，於學術上已功德無尚。而皖學特別重視訓詁方法，並從浩如湮海的文獻之中，
歸納出原則和理論，極能表現科學的治學精神，而且為後來的語言學開出無限法門；吳學的承上，和皖學的啟下，都足以令乾嘉時代的經學家屹立學壇，無愧於中華學術。對待清學代表的乾嘉漢學或古學，必須從整個學術發展的大脈絡定位，不能就某一學術立場隨意褒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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