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與政黨的中國新文化 -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要理解1949年後中國的文化政策和發展，不能從1949年開始，而必須追溯到中國共產黨在 49年以前的歷史。中國共產黨的文化理論建基於其以階級理論對中國社會的性質所作出的分析上。我們可以說，共產黨提倡的文化，實際上就是其認識與界定的無產階級的文化。

中國共產黨也不是在一個真空的情況下產生的，因此，共產黨人和左傾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受清末乃至五四以來中國政治和社會的發展的影響。左右兩派的人士和國共兩黨的分裂，雖然到30–40年代已趨白熱化，但由於雙方都是在同一個時代的教育文化背景中成長的，他們在表達不同的政治立場時，在概念和用語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國民黨積極推行新生活運動之時，中國共產黨也出版自己的刊物，在文化的領域上發表自己的言論。1940年2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出版《中國文化》創刊號，率先刊載了毛澤東於 1940年1月9日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原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這篇演講後來在同年2月於延安出版的《解放》雜誌刊登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

請閱讀在下面的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摘錄部分。你從中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觀之時，也不妨回想一下我們之前介紹過的國民黨人的文章，思考一下他們在概念和用語上的異同。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一 中國向何處去

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裏了。特別是文化人和青年學生，感覺銳敏，首當其衝。於是怎麼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為問題了。因此，趁着《中國文化》的出版，說明一下中國政治和中國文化的動向問題，或者也是有益的。對於文化問題，我是門外漢，想研究一下，也方在開始。好在延安許多同志已有詳盡的文章，我的粗枝大葉的東西，就當作一番開台鑼鼓好了。對於全國先進的文化工作者，我們的東西，只當作引玉之磚，千慮之一得，希望共同討論，得出正確結論，來適應我們民族的需要。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惟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能夠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我想，這可以算作《中國文化》出版的態度。

二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 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 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

三  中國的歷史特點

我們要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但是這種新文化究竟是一種什麼樣子的文化呢？

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我們對於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係及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的基本觀點。那末，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是首先決定那一定形態的文化的；然後，那一定形態的文化又才給予影響和作用於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馬克思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他又說：“從來的哲學家只是各式各樣地說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於改造世界。” 這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第一次正確地解決意識和存在關係問題的科學的規定，而為後來列寧所深刻地發揮了的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之基本的觀點。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這個基本觀點。

這樣說來，問題是很清楚的，我們要革除的那種中華民族舊文化中的反動成分，它是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的；而我們要建立的這種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離開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舊文化的根據； 而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據。

所謂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是什麼？而所謂中華民族的舊文化又是什麼？

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佔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中國社會又逐漸地生長了資本主義因素以來，中國已逐漸地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在的中國，在日本佔領區，是殖民地社會；在國民黨統治區，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而不論在日本佔領區和國民黨統治區，都 是封建半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作為統治的東西來說，這種社會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佔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殖民 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這些統治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就是我們革命的對象。我們要革除的，就是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和那為這種舊政治、舊經濟服務的舊文化。而我們要建立起來的，則是與此相反的東西，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和新文化。

那末，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又什麼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呢？

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

由此可以斷言，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所謂中華民族的新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在中國從事革命的一切黨派，一切人們，誰不懂得這個歷史特點，誰就不能指導這個革命和進行這個革命到勝利，誰就會被人民拋棄，變為向隅而泣的可憐蟲。

（略）

一五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別的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相聯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發展的關係，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決不能和任 何別的民族的帝國主義反動文化相聯合，因為我們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 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着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在這點上，中國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能夠和中國還有進步性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者和自然科學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和任何反動的唯心論建立統一戰線。共產黨員可以和某些唯心論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動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但是決不能贊同他們的唯心論或宗教教義。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 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 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對於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 他們向後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幹部的知識和教育革命大眾的知識在程度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革命文化，對於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這個文化戰線上的各級指揮員。“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可見革命的文化運動對於革命的實踐運動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這種文化運動和實踐運動，都是群眾的。因此，一切進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戰爭中，應有自己的文化軍隊，這個軍隊就是人民大眾。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眾，就是“無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敵人。為達此目的，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

毛澤東所說的“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這種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民族的”是指這種文化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科學的”是指它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大眾的”也就是“民主的”，應為全民族中佔絕大部分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

毛澤東這篇《新民主主義論》以及其他在延安時期發表的言論，奠定了日後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政策的基調。

精英與群眾的中國新文化

在一些教育家提倡“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同時，部分知識分子質疑的卻不是“中國與否”的問題，而是誰的中國文化的問題。他們漸次發現，作為知識分子的自己，一直以來都抱有一種傳統士大夫的優越感。他們感到有需要放下讀書人的身份，到民間去吸取民間文學的養分，遂開展了一波又一波的民間文學和民俗研究熱潮。他們以“研究舊文化，創造新文化”為目標，主張要把“民眾文化”和“聖賢文化”平等地研究。

以文學創作而言，自五四以來，儘管白話文逐漸普及，但隨着白話文成為書面語，它漸漸變成一套脫離現實，遠離群眾的語言。為了向他們心目中的“群眾”靠攏，一些知識分子如語文學家和教育家陳望道就提倡“大眾語運動”，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把大眾語解釋為“大眾高興說、高興聽、高興寫、高興看的語言文字。”如果中國文化在經歷“歐風美雨”的洗禮後，還剩下什麼“中國性”的話，語言肯定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因此，中國語文應該是怎樣的，便成為這個時期有關中國文化的討論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但到底“大眾語”應該是怎樣的呢？這個問題在當時便已經眾說紛紜。有人提出放棄象形文字，採用拼音文字；有人主張吸納方言土語，有人則極力反對，認為這樣會損害國語，有礙統一。“大眾語運動”雖然沒有真正地展開，但是“大眾”這個概念則在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變得神聖化，成為他們進行文化建設的一個新準繩，儘管何謂大眾、誰是大眾，從一開始就無法下定義。

支持大眾語運動的作家，怎樣把理論付諸實踐？下面的文章中，你會讀到一個作家用大眾口語創作的一篇詩歌，同時，也會讀到引用這篇詩歌的作家對大眾語的看法。這篇文章是抗日戰爭時期在香港發表的，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香港的新文學創作緊貼內地的潮流，加上日軍侵華後，大批內地文人南下香港，因此，這時在香港發表的作品，無論內容和風格也與內地的無異，不少作者本身就是來自內地的文人。由於此時英國對日本尚實行綏靖政策，香港報章不容許出現抨擊日軍的字眼，文章中的符號“X”，是作者故意使用以示抗議的。文中的括弧，可能代表某些無法書寫的方言字。

丁菲《朗誦詩與民歌—關於舊形式的利用》

如果每人都承認好的文學作品，都是從生活裏鍛煉出來的，那末民歌就是最有藝術價值的文學作品，它是最能和人們的生活融貫交流打成一團，而且每字每句每個表現的動作，都不會離開人生一步的，我想在文學上，沒有比民歌更貼近人生，適合人生的了。

不過民歌裏所唱的，是他們遭受了社會經濟的，政治的，禮教的壓迫，而對上層社會的反抗。但卻沒有失掉它的時代性而是缺少了目前最需要的抗日內容吧了。因為篇幅的關係，可惜不能舉一例出來，若果要使朗誦詩普遍各地，深入民眾。而達宣傳教育的目的，我們應該 利用民歌的形式，用地方活潑的大眾口頭語，寫進新的內容—XXXXXXXX。貪官漢奸乘機的搶掠和壓榨，失卻家鄉無家可歸饑寒的苦辛⋯⋯對大家吟唱起來，其感動力之大，一定不亞於民歌。

現在讓我舉一首利用廣東民曲舊形式寫的朗誦詩出來，題目是：

募捐購機—      

聞警報，亂糟糟。唔企樓梯低，定（ ）避難場。

晚黑㺪唔着，日頭吃唔飽。又怕命唔長，又怕大屋 倒。

成日失失慌，唔知點算好。長遠係咁樣，真係幾惡 擾。

不如咁罷啦，大家解荷包。有剗出多（ ），冇剗出幾 毫。

尤其係商家，與及大闊佬。應該自動捐，唔使帶高 帽。

一千幾百萬，唔係話難抽？財力一集中，自然有步 驟。

多買戰鬥機，多買高射炮。XXXXX，重敢來發矛？

到左個陣時，我地就有靠。最後剗勝利，我都敢擔 保。

勸我各同胞，一於唔使逃。中國打贏仗，大把世界 撈。大把世界撈。

這首詩是青年詩人陳炳熙先生用廣東民歌“急口令”舊形式，用活潑的廣東大眾口頭語寫得，在各處會場上朗誦，曾經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現在朗誦之所以沒有大量地產生，供給宣傳工作者去朗誦，是因為詩人離開大眾太遠了，“詩是詩人的”，而與大眾無關的，詩人們為了國家，為了民族，請你到大眾群中去，觀察大眾的地方習俗，利用大眾活潑的口語，寫出大眾需要的朗誦詩，交給別人去朗誦，至於如何寫法，這是不須我來說的。

這首詩歌是用廣東話寫作的。作者說“詩人離開大眾太遠了”，大抵是因為他覺得一直以來，詩人在創作詩歌時，內容都是一些與大眾無關的東西，在語言方面用的則是大眾不懂的語言，所以他呼籲詩人應該到大眾中去，觀察大眾的地方習俗，利用大眾活潑的口語，寫出大眾需要的朗誦詩。至於是否贊同用方言創作文學一題並無標準答案，你可以在導修課上闡述自己的觀點，也可以聽取其他同學的論點，互相討論。

其實，使用方言創作文學只是“大眾語運動”的其中一個主張，而且只有在抗戰期間，作家以文學為宣傳工具，才稍稍得到認可，卻始終不會成為主流。此外，20世紀30年代中以後 中國知識分子自我定位的轉變，使他們過分崇拜大眾，漸次喪失了獨立自主的批判能力。其後，知識分子們模糊的大眾概念與中國共產黨敵我分明的階級理論結合起來，就成為解放後中國文化建設新的道德理想標準了。

民族與國家觀的新文化

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質疑，不但出自國民政府的文化官員或智囊之口，實際上也是清末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的困境—中國文化要更新，可以從外國吸收養分，但中國這個成分又體現在哪裏？在科學的旗幟下，國民政府對存在於地方上的信仰和民俗心存反感；另一方面，秉承着革命黨的傳統，復古這件帽子也不是國民政府輕易敢戴上的，因此，新生活運動體現的中國文化，只能是幾條抽象的禮儀廉恥等道德標準，沒有什麼實質內容可言。在國民政府以運動的形式去界定中國文化的同時，不同背景的知識分子嘗試從不同的立場界定中國文化，有人主張全盤西化，有人主張尊孔讀經，有人認為要檢討傳統的中國文化，去蕪存菁，擇善而從；有人到鄉村去搜集民間文學和歌謠，為新文學注入新的養分；也有人反省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角色，質疑知識分子以建設文化為己任的權威性。各種的聲音最後隨着左右兩派政治角力，最終左派取勝，而變得愈來愈單一。

民族與國家觀的新文化

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提倡的五族共和（漢、滿、蒙、回、藏），建設中華民族，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擁護。儘管人們都知道，不同族群之間千差萬異，但中華民族這個理想模型， 至少在理論上足以表達共和政體下的國民的民族身份。那麼，屬於中華民族的文化又該是怎樣的呢？

十位教育家在1935年1月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發表的一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中表達的，他們認為，要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和具有中國的特徵，就必須從事以中國為本位的文化建設。在差不多的時候，以陳序經為代表的另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則主張全盤西化。陳序經在復旦大學攻讀社會科學，1925年畢業後，留學美國，1928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在嶺南、南開等大學任教。

現在請你閱讀以下兩篇材料，一窺這兩類知識分子的見解。你會比較贊同哪一方的主張呢？為什麼呢？

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幹、孫寒冰、黃文山、淘希聖、章益、陳高傭、樊仲雲、薩孟武《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略）

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徵。由這沒有特徵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不能算得中國人。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裏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 裏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

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日本的畫家常常說：“西洋人雖嫌日本畫的色彩過於強烈，但若日本畫沒有那種刺目的強烈色彩，哪裏還成為日本畫！”我們在文化建設上，也需要有這樣的認識。

要從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必須用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我們應在這三方面盡其最大的努力。

（略）

這時的當前問題在建設國家。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建設既已開始文化建設工作亦當着手，而且更為迫切。但將如何建設中國的文化，卻是一個急待討論的問題。有人以為中國該復古；但古代的中國已成歷史，歷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為中國應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長，但地非英、美的中國應有其獨特的意識形態；並且中國現在是在農業的封建的社會和工業的社會交嬗的時期，和已完全進到工業時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們決不能贊成完全模仿英、美。除卻主張模仿英、美的以外，還有兩派：一派主張模仿蘇俄，一派主張模仿意、德。但其錯誤和主張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輕視了中國空間、時間的特殊性。

（略）

在建設的進程中，我們應有這樣的認識：中國是中國，不是任何一個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時，中國是現在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自有其一定的時代性。所以我們特別注意於此時此地的需要。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基礎。

徒然讚美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是無用的；徒然詛咒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也是一樣無用； 必須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其可讚美的良好制度、偉大的思想，當竭力為之發揚光大，以貢獻於全世界；而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則當淘汰務盡，無所吝惜。

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應該，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吸收的標準，當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創造，是迎頭趕上去的創造；其創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領域中因失去特徵而沒落的中國和中國人，不僅能與別國和別國人並駕齊驅於文化的領域，並且對於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貴的貢獻。

我們在文化上建設中國，並不是拋棄大同的理想，是先建設中國，成為一整個健全的單位，在促進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

陳序經《東西文化觀》

我們已經解釋全盤和徹底採納西洋文化的必要，我們現在可以將一般反對這種主張的人所持的理由的缺點，略為解釋，以為本編的結論。

反對全盤採納西洋文化的人，以為全盤去採納人家的東西，是蔑視輕鄙我們自己的文化，而成為一種自暴自棄的奴性。我們以為我們的文化和西洋的文化的差別，既只有程度的不同，而非種類的各異，則我們全盤採納西洋文化，不過是做進一級的文化生活，安能叫做蔑視輕鄙自己的文化。我們在前一章已經說明，從文化的各方面看去，我們樣樣都不如人，知道樣樣都不如人，不外是承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能夠明白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才有改良缺點糾正錯誤的努力；有了改良缺點和糾正錯誤的努力，才有進步的可能。可知全盤西化，並非鄙視自己的文化。世間只有承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而求改良與糾正的人，才算好漢；世間也只有了這種人，才能夠做君子，才能稱做聖人。孔夫子豈不是說過嗎？“過則勿憚改。”他又說：“堯舜其猶病諸？”那麼能夠自己承認缺點錯誤，而全盤西化，豈不是比諸堯舜還高一層嗎？ 孟子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我們見過不改，見善不為，恐怕孟夫子只會說道：“其異於禽獸者幾希。”

退一步來說，若是自己的文化的確是不如人，那麼蔑視輕鄙並非奇怪的事。我們所謂“內華夏外夷狄 ”，《左傳》所謂：“戎禽獸也”的傳統觀念，豈不是蔑視輕鄙文化較低於我們的文化嗎？我們這種夏夷之分，簡直是太不自重，而自貶自己。其實要是夷狄而是禽獸，難道我們自己就不是禽獸。何況亞聖的孟子明明白白的承認當代哲人的墨翟、楊朱乃是禽獸，我們自己之蔑視輕鄙自己，不自今始。今以比我文化較高的西洋眼光來蔑視輕鄙我們，其與我們之蔑視輕鄙夷狄，又有何別？又況我們數百年來之對待西洋人，亦猶數千年來之於夷狄沒有分別，弄到西洋人壓迫我們來放棄夷狄之稱。俗諺曾說，“惟自重者人乃重之”，我不自重，又安能怪他人之不我重。不自重就是蔑視輕鄙自己，今以此罪而加諸主張全盤西化，抑何不思之甚。

進一步來說，所謂全盤西化，正所以重視我們的文化。我們已經說過，中國之趨於全盤西化，不過是時間的長短問題，我們若不自己趕緊去全盤西化，則必為外人所脅迫而全盤西化。然後者的真義，卻又不外是變印度、菲律賓的第二。到了這時，種族且虞蹈着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國之苗人黎人，遑論過去固有的文化。設使我們而能自己趕緊全盤西化，再從而發展擴大，則不但我們自己佔有世界文化的優越地位，就是我們祖宗在歷史上所做過的成就和得到的光榮，也賴我們而益彰。則今日外人所以因鄙視我們的文化，而鄙視我們的祖宗的文化，也能因為他日之重視我們在世界文化所佔之重要位置，而重視及我們的祖宗與其文化。

至說因為全盤西化而成為自暴自棄，那更是無稽之談。能夠全盤西化，怎能叫做自暴自棄。因為只有享受祖宗所遺下的文化，而不想再有振作的人，乃是自暴自棄的人。反之，能夠努力去全盤西化，才算有用，才算能幹。原來全盤西化，並非一件反掌就得的事，人家費盡無數的腦血時間始達到今日的地位，我們想在短促時期達到同樣的地位，已是不易，何況這些東西樣樣都比我們的文化較為複雜，較為深奧，則其所需的精神腦血，當必很多。試問這個工作，這種成就，是不是庸庸碌碌的自暴自棄的人，所能擔任，所能做到呢？

其次有些反對全盤西化的人，又以為每一民族有一民族的文化，所以文化成為民族的靈魂或是生命所在，文化若是拋棄，則民族也隨之而亡。這種見解的錯誤，在於不明瞭文化是人類適應時代環境以滿足其生活的努力的工具和結果。文化既是人類的創造品，文化不外是人類 的工具，人類的靈魂精神固可以從文化中見之，然而它的真諦，並非保存文化，而在於創造和改變文化。時代和環境既不是永遠和處處不變，那麼文化也不能不隨時代和環境而變遷。過去的文化，是過去人適應時代環境的產物，現代的文化，是現在人適應現代環境的產物。 要想適應現代的時境，則不能不採納現代的文化，同時也不能不排除舊時代舊環境的文化。其實這些道理，並非什麼新奇的道理。五千年前我們的祖宗只會結繩記事，只會穴居野處，也許還是茹毛飲血，也許還是沒有衣裳，恐怕是聚生群處，不知父親而無親戚兄弟夫婦男 女之別，恐怕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地力無有，然而五百年後—四千五百年前，文字有了，宮室有了，飲食是火熟的，衣裳是絲製的，婚姻的制度，父母兄弟親戚的關係，男女的類別也有了。上有元後南面之治，下有人臣北面而助。質言之，這個時代已和 五百年前大不相同了。我們試想四千五百年前的祖宗的文化，已和五千年前的祖宗的文化有了這麼的差別，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們回答是，時境變了。要是四千五百年前的祖宗而想保存了五千年前的文化，那麼恐怕到了現在我們還做野蠻的生活。然而生在今日的我們，卻又 因守着二千年或是四千年前的文化，以為不此之圖，則民族也隨之而亡。殊不知我們四千五百年前的祖宗，沒有固守而且改變和拋棄五千年前的文化，我們的民族還能繁殖不斷，以至如今。那麼文化淪亡則民族難存之愚見的錯誤，是很顯明的了。

反之，像我在上面所說，設使我們不願全盤西化，則將來也許為了西洋文化所壓迫，而至於國家滅亡。到了這個時候，不但固有文化不能保存，連了種族也許滅亡，民族而果亡了，還說保存什麼文化呢？

再次，又有些人以為全盤西化，就使民族不至淪亡，然吾祖宗固有之創作，一旦棄之，豈非很為可惜。我們以為我們之拋棄過去的文化，也像上面所說的四千五百年前的祖宗拋棄五千年前的文化一樣，又何足怪。何況我們過去的文化，乃中國文化發展之一部分，過去或是固 有的文化，雖不能適用於現代的時代環境，然它在歷史上所佔的位置，並不因此而消滅。進一步來說，中國過去或是固有的文化，乃世界文化歷史的一部—一重要部分。就使中國人而不注意，西洋人也必為我們注意。我們近年以來，豈不是時時聽過西洋的人類學者、考古 學者、歷史學者，接踵地來中國蒙古內部各處，調查考究中國的古代人類文化的遺迹嗎？我們又豈不是聽過他們年年都來收買我們的舊書古籍，一幫一幫的運去歐美嗎？我們所謂至聖先師的孔子的名字，既老早已刻在 黎大學的名人錄上，所謂支那學也逐漸地在歐美大學裏 成為課程之一。可知拋棄固有的文化生活，並非忘記了祖宗所傳下的文化。

（略）

反對全盤西化的人，也許說道：所謂全盤的西化的反面，就是全盤的中國文化沒有半點的好處。一種文化之能夠繼續存在到四千餘年之久，未必就沒有半點的好處。我們以為在前一章裏，從文化的各方面來比較，中國的確是不及西洋，所以的確是沒有半點的好處。假使 她是有了半點或不少的好處，這不過是歷史上的好處，而非現在的優點。比方十三世紀從中國輸去歐洲的火藥、印刷、指南針、絲布，以及好多東西，在當時固是優於西洋，然而西洋人接受以後，他們經過六百年來的研究改良，到了現在，樣樣都比了中國為優，樣樣都為 中國所望塵莫及。可知從西洋文化的發展的途程看去，固可找出中國的過去的優越的文化，然從現在的西洋文化的特性分析的方面看去，中國卻沒有一件不是低下於人。設使這些優點是足以自誇自耀的，那麼是十三世 的中國人才能自誇自耀，我們安能掠美，安不自愧。

摘要結論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一文指出“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是因為幾位作者看見當時中國的政治形態、社會組織和思想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了中國的特徵。他們所說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意思是“用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他們既不主張復古，也不主張模仿外國，而主張不論對於古代中國文化還是歐美文化都要加以檢討地、有所選擇地吸收，來創造現代的中國文化。

《東西文化觀》的作者所說的全盤西化，意思是“做進一級的文化生活”。他這樣駁斥那些反對“全盤西化”的主張的人：第一，全盤西化不等於蔑視輕鄙自己的文化，而是要承認自己的文化的不足與缺點；第二，全盤西化不等於自暴自棄，反而是努力去學習別人的優點；第三，全盤西化不等於拋棄自己的文化，讓自己的民族滅亡，反之，每個民族都會為了適應時代環境作出新的創造和發明；第四，全盤西化不等於拋棄自己的祖宗固有之創造。最後，作者認為，已經過去的中國的文化不是沒有好處，但當代的中國文化，則的確不如西洋。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和“全盤西化”兩種有關建設中國文化的主張，並非截然不同。提出“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者和 倡“全盤西化”者，目標都是建設“現代的中國文化”，都是要讓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上有所貢獻；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認為，不論是古今中外的文化，只要它是好的，就應該選取來吸收進現代的中國文化中去。兩派意見當然不是完全沒有差異，但分別主要在於他們對古今中外的文化的評價。

新文化運動與現代化 - 20世紀30–40年代國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早期的陳獨秀在《新青年》和吳宓在《學衡》雜誌中就新文化運動開展的討論，主要還是知識分子之間的學理之爭，但隨着以國民黨和共產黨為主的各種政治勢力在中國政壇上紮穩腳 步，文化就在政制、經濟、軍事和社會以外，成為當政者在建立國家的過程中一個不容忽略的範疇。1928年北伐完成，中國至少在名義上達致統一，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開始對付原來與之合作的共產黨人。隨着國共兩黨政治傾向的分裂，左右兩方人士對如何建立中國文化的看法也各走極端。為了理解共產黨的文化政策的醞釀過程，本文先介紹20世紀30–40年代由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的文化政策，讓讀者稍有認識。

五四運動的回響

秉承辛亥革命的傳統，國民政府在政治上走向共和，在文化上也需要建立一個有別於皇朝時代的體制和形象。在這一點上，國民政府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者在理論上應該是立場一致的，更何況，很多國民政府的官員或顧問本就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白話文先鋒胡適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可能你也聽過“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它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者提倡的兩個最主要的奮鬥目標。國民政府在政治體制的建立方面，不一定能夠實現知識分子的民主理想，但在“科學”方面，則至少在表面上不會有什麼異議。在“科學”的旗幟下，國民政府在許多大城市如廣州和上海都建設了不少現代化的硬體，諸如興築馬路、開辦工廠，以及其他公共衛生設施等市政建設。在教育方面，儘管不時有人主張復古讀經，但大體而言，教育當局順應着白話文運動的潮流，逐漸在中小學的語文課程中，引進白話文的成分，而最終使白話文成為中國語文教育的主導。

同樣是在“科學”的旗幟下，民國時期各地政府以及在國民黨控制下的地區，也用雷厲風行的“運動”方式來移風易俗、破除迷信。不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南京的國民政府，都在禮制、曆法、髮式（主要指民初提倡剪辮）、勸禁纏足、喪葬婚嫁、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推行了不少改革舉措，還制定了不少紀念日，務使人民進入一個新的國家秩序中生活。在好些“反迷信”的運動中，黨政人員拆毀廟宇、搗碎神像、充公寺產，這些活動雖然得到一些自視進步的學生支持，卻遭到民眾抵抗和部分學者抨擊，預示了日後黨和政府各派，地方上不同的群體和勢力，以及見解不同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之間的許多矛盾和衝突。

國家建設與文化創造

然而，國民政府的政策，很快就和知識分子特別是帶有自由主義傾向者發生衝突。如果鼓吹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注重的是在中國文化中注入“新”的成分，而這“新”的元素又往往和“西”“歐”等同的話，那麼，從政府的立場看，在建設中華民國的國家和國民身份的大前提下，怎樣體現“中國”這個元素才是建造“文化”的核心關懷。國民政府這種傾向，在 30年代推行的“新生活運動”中表現得最明顯不過。

1934年2月，時值日軍入侵東北三省兩年之後，國民政府為救亡圖存，團結國民，在當時任委員長的蔣介石的領導下，發起“新生活運動”，主張“以最簡易而最急切之方法，滌除我 國民不合時代不適環境之習性，使趨向於適合時代與環境之生活。質言之，即求國民生活之合理化，而以中華民國固有之德性—｀禮儀廉恥´為基準也。”具體的措施，包括舉辦各種 衛生運動、節用運動、愛物運動，提倡“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的生活，以“生活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為“精神建設指標”。

這場落實到生活層面的國民運動，在本質上是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傾向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的立場相左的。在一些國民黨人的發言中，我們甚至可以找到不少對五四運動的批評。到了30–40年代抗日戰爭期間，國家凌駕個人，從政府的立場看來，就更變得毫無疑問了。

以下介紹兩篇文章。一篇是一位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指導員賀衷寒在江西省南昌市新生活運動宣傳大會上的演講。賀曾任國民政府中央陸軍軍校總隊長，負責政治宣傳工作。該演講在 1934年發表。另一篇是邵元沖在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南京分會上的演講，題目是《如何建設中國文化》。邵元沖早年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歷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擔任政教宣傳工作。

賀衷寒《新生活運動之意義》

本來很多人都說，中國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中國人的生活，是精神生活，東方文明，也是精神文明，不須仰給外人的東西，可是在另一方面，一切物質生活，都是去仿效西洋，把西洋的物質生活，通統搬了進來，但是，這絕對不是我們今天新生活所需要的。在這裏我有 句話要說明的，就是新生活運動，不是“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把中國固有的東西都摧毀了。我們今天的新生活運動，是要把中國固有的東西來發揚，所以“五四”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天的新生活運動，完全是那樣絕對不同的東西。用個比喻來說明，“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借他人的外套，來做我們的新衣服穿，我們要知道這是不會合身的。今天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是把我們固有的舊大衣，送到洗染公司裏去洗刷一下，這件大衣，雖說舊了一點，可是穿起來卻比借來的東西要合身段。我們明白了這二者的不同，就知道“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主張把中國固有的東西像禮、義、廉、恥等通統摧毀。把外國的自由主義，階級鬥爭，等學說介紹過來。自從自由主義介紹進來之後，就把中國弄得不能統一了，自從階級鬥爭的學說介紹進來之後，就把中國社會弄得不能夠安寧了。這都是大家所共知的。陳獨秀胡適之諸君所作的新文化運動的結果。因為陳獨秀介紹階級鬥爭的學說，胡適之介紹自由主義的學說，所以弄得現在國家這樣不統一，社會這樣不安寧，而這一筆糊塗賬一般人不歸之於陳獨秀胡適之，卻寫在我們革命黨人的身上。我們知道，一個商人販賣外國貨品，是一個不愛國的商人，但是一個學者販賣外國的不適合於中國的學說，是不是一個不愛國的學者呢？大家如果能夠明白這一點，就會曉得他們的所謂新文化運動的價值了。

新生活運動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底破壞運動，改變成一個建設運動。“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把中國固有的精華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運動，是把中國固有的精華加以發揚。“五四”運動是非忠非孝，要知道忠孝是中國固有的精神，也就是東方固有的精神，無此精神，就無中國。所以今天的新生活運動，就是一個建設的運動，我們不要做破壞的工作，我們要做建設的工夫。

邵元沖《如何建設中國文化》

近年來，社會上對於文化建設的問題，已有很普遍的討論，且已引起一般國民共同的注意，但是所謂文化建設的基礎和路線，應該在什麼地方，應該怎樣去進展，似乎至今還沒有得到正確的結論。在一月份，上海有十位教育家，對於文化建設曾發表一篇宣言，在第一節標題 說是“沒有了中國”，當時初看見的時候，很覺得詫異，以為既然“沒有了中國”，我們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後來看了文字的內容，才知道它所謂“沒有了中國”，並不是中國的國家已經不存在，乃是指中國在文化領域中已沒有了地位。但是，這個論斷，從實際方面來觀察，是不是確切呢？固然，我們相信這幾位教育家對於文化的前途的希望很熱烈，對於國家出路的努力很誠懇，不知不覺就說出這種很有刺激性的話來。但同時在實際方面， 我們覺得這個觀察批評是有疑問的。我們如果說在文化的領域中已沒有了中國的地位，那麼我們看看為什麼在這幾年或這幾十年困難艱苦的環境中間，中國民族還能夠生存，不僅能夠生存，還能夠在愈嚴酷壓迫之下，愈是把奮鬥堅強的精神發揮出來。我們要知道這些隨時隨地表現的精神，就是中國文化結晶的光的炫耀，熱的煥發。中國目前，並不是失了文化的基礎，沒有了中國文化的地位，直截了當的說，就是一部分中國人民失了民族的自信力。

（略）

近代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基礎，本由於工業發展的結果，由工業發展而產生資本主義， 拿資本主義來籠罩一切文化，來支配一切國家社會的勢力。所以資本主義的影響，就是形成個人主義的基礎，由個人主義的發展，在政治方面成為帝國主義，在經濟方面則表示為資本主義。在軍事方面就成為軍國主義。同時，因科學物質的發展，又產生所謂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以物質為社會演變之動力。這種個人主義和唯物史觀的兩個力量，洶湧到了中國， 就毀壞了中國民族尚義輕利的美德。大家儘量發展個人的佔有欲與支配欲，以致現在個人主義在中國能夠這樣普遍地流行，為歷史上所僅見⋯⋯現在我們認清上述的利弊，唯一的要圖，就是再不要失了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力，再不要搖動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礎，而對於文化建設的前途，就要確定一個中心的原則，這種中心原則是應該以“建設中國民族時代的文化”這個定義，來做我們文化建設的基本原則。我們知道中國所要建設的文化，一定是要建設中國的文化，認清了中國文化，然後才知道中國根本上有什麼文化，那一種文化是需我們去保持整理與發揚，那一個文化是適合中國需要。同時我們所要建設的文化，是中國民族的文化，就是不僅要認清那一種文化為我們中國所需要，而且是那中國整個民族為對象。要用這種文化為中國國家民族從困苦艱難的環境中打開一條生路，從這種文化的發展，能夠使中國民族增強民族的力量，充實濃厚的民族意識，表現奮鬥的民族精神，這種文化，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中國民族文化。但是在這種中國民族文化的定義上，還需加以“時代”二字，因為單是“中國民族文化”這個名詞，往往容易誤會到專門去研究中國的舊學，不問從前的文化好壞，是否適合，只把中國幾千年前的書本，生吞活剝的採用了，又走到復古的路上去。所以我們要認識目前所需要的文化，是須合乎時代的文化，這樣才能把中國固有的文化，知道怎樣去整理發揚，而對於西方科學的文化，知道取捨的標準，我們能夠這樣去融會消化，而建設的文化，才真能達到民族的生存和發展。

摘要賀衷寒和邵元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生活運動的看法

賀衷寒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把中國固有的精華摧毀了，新生活運動則是要發揚中國固有的精華，像禮、義、廉、恥等道德觀念。在他看來，五四運動是破壞的運動，新生活運動是建設的運動。

邵元沖認為，要建設的中國文化應該是“中國民族的文化”，在這個問題上，他和賀衷寒的觀點是相同的，所謂中國民族的文化，似乎就是中國“固有的文化”。邵元沖特別強調“時代”二字，是因為他不想被誤會為主張復古，他認為中國固有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樣，不一定全部切合當代中國的需要，兩者都必須加以選取，去蕪存菁。

賀邵二人都反對個人主義，此外，賀衷寒反對階級鬥爭說，邵元沖反對唯物史觀，也就是說，他們不贊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他們的理由是這些思想都弄得中國不能統一和不能安寧。

“舊文化”與“新文化”-- 陳獨秀vs.吳宓對新舊文化的觀點

你應該對“五四運動”略有所聞吧？簡單來說，“五四運動”是指1919年5月4日，北京各院校學生因北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上談判失敗，無法維護中國的權益，而舉行的大規模集會、罷課和示威遊行的活動。“五四”由此成為中國學生運動的精神標誌，並聯繫到在1919年以前已經出現的各種新文化新思潮湧現的現象，史稱“五四新文化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具代表性的刊物，莫過於1915年創刊的《青年雜誌》（後於1916年改名為《新青年》），而其中最重要的主理人和撰稿人，就是陳獨秀。《新青年》內發表的各種文章，主張要用民主和科學來“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指三綱五常、忠孝節義是“奴隸之道德”，與“今世之社會國家”不相容，因而掀起了“打倒孔家店”（即孔子思想）的潮流。在文學方面則提倡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主張文體改革和文學領域內的革命，與反對舊政治、舊思想息息相關。

新文化運動者這些見解，在當時很多人看來未免極端，陳獨秀似乎也嘗試作出一些澄清，闡明他對“新文化運動”的真正想法。事實上，並不是所有中國知識分子都贊同“新文化運動”，而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人，也不等於仇視西學和新學，相反，他們許多對西方文化了解甚深，像吳宓便是在美 國攻讀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並在1921年取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當時，抱不同立場的知識分子就這個問題發表了大量文章，展示了多場筆戰，有些比較激進，有些比較溫和，也有很多被認為是抱頑固守之士，但不管怎樣，都反映了20世紀初各種言論百花齊放的氣氛。

以下分別介紹陳獨秀與吳宓的文章，介紹他們對新舊文化的看法：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麼》

“新文化運動”這個名詞，現在我們社會裏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內容是些什麼，倘然不明白他的內容，會不會有因誤解及缺點tt發生流弊的危險，這都是我們贊成新 文化運動的人應該注意的事呵！

要問“新文化運動”是什麼，先要問“新文化”是什麼；要問“新文化”是什麼，先要問“文化”是什麼。

文化是對軍事、政治（是指實際政治而言，至於政治哲學仍應該歸到文化。）、產業而言，新文化是對舊文化而言。文化底內容，是包含着科學、宗教、道德、美術、文學、音樂這幾樣；新文化運動，是覺得舊的文化還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

科學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是指自然科學而言，廣義是指社會科學而言。社會科學是拿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用在一切社會人事的學問上，像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法律學、經濟學等，凡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說明的都算是科學；這乃是科學最大的效用。我們中國人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有科學的權威；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要受科學的洗禮；向來不認識西洋除自然科學外沒有別種應該輸入我們東洋的文化；向來不認識中國底學問有應受科學洗禮的必 要。我們要改去從前的錯誤，不但應該提倡自然科學，並且研究、說明一切學問（國故也包括在內），都應該嚴守科學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烏煙瘴氣的妄想、胡說。現在新文化運動聲中，有兩種不祥的聲音：一是科學無用了，我們應該注重哲學；一是西洋人現在也傾向東方文化了。各國政治家、資本家固然利用科學做了許多罪惡，但這不是科學本身底罪惡；科學無用，這句話不知從何說起？我們的物質生活上需要科學，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離開科學也很危險。哲學雖不是抄集各種科學結果所能成的東西，但是不用科學的方法下手研究、說明的哲學，不知道是什麼一種怪物！⋯⋯

宗教在舊文化中佔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沒有他。人類底行為動作，完全是因為外部的刺激，內部發生反應。有時外部雖有刺激，內部究竟反應不反應，反應取什麼方法，知識固然可以居間指導，真正反應進行底司令，最大部分還是本能上的感情衝動。利導本能上的感情衝動，叫他濃厚、摯真、高尚，知識上的理性、德義都不及美術、音樂、宗教底力量大。知識和本能倘不相並發達，不能算人間性完全發達。⋯⋯現在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既不注意美術、音樂，又要反對 宗教，不知道要把人類生活弄成一種什麼機械的狀況，這是完全不了解我們生活活動的本源，這是一樁大錯。我就是首先認錯的一個人。

我們不滿意於舊道德。是因為孝弟底範圍太狹了。說什麼愛有等差，施及親始，未免太猾頭了。就是達到他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的理想世界，那時社會的紛爭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現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擴充為全社會的友愛。現在有一班青年卻誤解了這個意思，他並沒有將愛情擴充到社會上，他卻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幟，拋棄了他的慈愛的，可憐的老母；這種人豈不是誤解了新文化運動的意思？因為新文化運動是主張教人把愛情擴充，不主張教人把愛情縮小。

通俗易解是新文學底一種要素，不是全體要素。現在歡迎白話文的人，大半只因他通俗易解；主張白話文的人，也有許多只注意通俗易解。文學、美術、音樂都是人類最高心情底表現，白話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為止境，不注意文學的價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說是新文學，這也是新文化運動中一件容易誤解的事。

（略）

二、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創造的精神。創造就是進化，世界上不斷的進化只是不斷的創造，離開創造便沒有進化了。我們不但對於舊文化不滿足，對新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但對於東方文化不滿足，對於西洋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滿足才有創造的餘地。我們儘可以前無古人，卻不可後無來者，我們固然希望勝過我們的父親，我們更希望我們不如我們的兒子。

三、新文化運動要影響到別的運動上面。新文化運動影響到軍事上，最好能令戰爭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運動底朋友不是敵人。新文化運動影響到產業上，應該令勞動者覺悟到他們自己的地位，令資本家要把勞動者當做同類的“人”看待，不要當做機器、牛馬、奴隸看待。新文化運動影響到政治上，是要創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現實政治底羈絆。譬如中國底現實政治，什 麼護法，什麼統一，都是一班沒有飯吃的無聊政客在那 裏造謠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無關係，不過是 各派的政客擁着各派的軍人爭權奪利，好像狗爭骨頭一 般罷了。他們的爭奪是狗的運動。新文化運動是人的運 動；我們只應該拿人的運動來轟散那狗的運動，不應該 拋棄我們人的運動去加入他們狗的運動。

吳宓《論新文化運動》

近年國內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焉，其持論則務為詭激，專圖破壞。然粗淺謬誤，與古今東西聖賢之所教導，通人哲士之所述作，歷史之實迹，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與常識，悉悖逆抵觸而不相合。其取材則惟選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視為糟粕、為毒酖者，舉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體。其行文則妄事更張、自立體裁，非馬非牛，不中不西，使讀者不能領悟。其初為此主張者，本係極少數人，惟以政客之手段，到處鼓吹宣布，又握教育之權柄。值今日中國諸凡變動之秋，群情激擾，少年學子熱心西學，而苦不得研究之地、傳授之人，遂誤以此一派之宗師，為惟一之泰山北斗。不暇審辨，無從決擇，盡成盲從，實大可哀矣。惟若吾國上下，果能認真研究西洋學問，則西學大成之日，此一派人之謬誤偏淺，不攻而自破，不析而自明。但所慮者、今中國適當存亡絕續之交，憂患危疑之際，苟一國之人，皆醉心於大同之幻夢，不更為保國保種之計，沉溺於淫污之小說，棄德慧智術於不顧，又國粹喪失，則異世之後，不能還復。文字破滅，則全國之人不能喻意。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幾百改革建設，皆不能收效。譬猶久病之人，專信庸醫，日服砒霜，不知世中更有菽粟，更有參餌。父母兄弟，苟愛此人。焉能坐視不救。嗚呼！此其關係甚大，非僅一人之私好學理之空談。故吾今欲指駁新文化運動之缺失謬誤，以求改良補救之方。孟子日：“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略）

嗚呼！今新文化運動，其所販入之文章、哲理、美術，殆皆類此，又何新之足云哉。文化二字，其義渺茫，難為確定。今姑不論此二字應為狹義廣義，但就吾國今日通用之意言之，則所謂新文化者，似即西洋之文化之別名，簡稱之曰歐化。自光緒末年以還，國人動憂國粹與歐化之衝突，以為歐化盛則國粹亡。言新學者，則又謂須先滅絕國粹而後始可輸入歐化。其實二說均非是。蓋吾國言新學者，於西洋文明之精要，鮮有貫通而徹悟者。苟虛心多讀書籍，深入幽探，則知西洋真正之文化與吾國之國粹，實多互相發明，互相裨益之處，甚可兼蓄並收，相得益彰。

對陳獨秀與吳宓觀點的評論

陳獨秀指出人們對新文化運動的誤解有以下幾方面：（1）以為科學無用，主張注重哲學；（2）反對宗教，把生活弄成一種機械的狀況；（3）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幟，揚棄孝悌等舊道德思想；（4）主張白話文的人只注重通俗易解，而忽略文學的價值。

吳宓認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缺失在於新文化運動者往往只選取一些在西方已屬落後的思想或文章介紹到中國，對西方文化的認識膚淺，結果導致“文字破滅”，“國粹喪失”。

吳宓用文言文寫作這篇文章，陳獨秀則用白話文。這可能是由於前者對新文化運動抱有極懷疑的態度，不想文字破滅；後者則贊成新文化，積極推動新文學。

從這兩篇文章看來，陳獨秀雖然是新文化運動的贊成者，但卻不流於極端，能夠接受“舊文化”的某些成分；同樣地，吳宓儘管認為所謂新文化運動者“專圖破壞”，但他並不簡單地反對西洋文化，他認為在保存國粹的同時，是可以“昌明歐化，融會貫通”的。因此，二人在新文化運動上的立場，並不是完全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