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天道觀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孔子很少專門談天道。楊伯峻（1995）在《論語譯注》中，做了個統計，他說：在論語中，⋯⋯單言「天」字的，一共十八次。在十八次中，除掉別人說的，孔子自己說了十二次半。在這十二次半中，「天」有三個意義：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主宰或命運之天，一是義理之天。自然之天僅出現三次，而且二句是重複句：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

巍巍乎唯天為大。（《論語．泰伯》）義理之天，僅有一次：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如果天是人格化的天，也許禱告可博取寬恕。）

命運之天或主宰之天就比較多，依出現先後次序錄述它：

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論語．雍世》）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

吾誰欺，欺天乎！（《論語．子罕》）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

另外一次是子夏說的。他說：「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但這話子夏是聽別人說的。聽誰說的呢？很大可能是聽孔子說的，所以算它半次。

單從孔子提到「天」的次數看，「天」當理解為有主宰力量的天，像個人格化了的神。不過，依據孔子為學的態度來揣度，我們相信有意志的天沒有成為他的探索對象，因為他主張「多聞闕疑」和「多見闕疑」（《論語．為政》），於六合之外的鬼神之道，自然存而不論 1；孔子所追求的道顯然不是「主宰之天」的道，也不僅僅是「自然之天」的道，它當是「義理之天」的道。

話雖如此，我們還沒有充分的理由認定《論語》每一處提到孔子所說的道，就是「義理之天」的道；我們重視「義理之天」的道，說孔子所追尋的道就是這樣的天道，因為作為儒家學者，其任務就是尋索此天道，推行此天道，使得天下太平，百姓有福。能夠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就是孔子的志願與理想。當然，這僅是一家之言，有些學者就沒有把天看成天道，在他們看來，下面所提到 的「天道」僅是「道」而已，讀者們當可抱此立場理解下文。

探求天道，實行天道，使人道與天道結合，這就是中國哲學所講的天人合一，也是我國哲學異於西方哲學的一個特點。

孔子沒有很具體地講天道是什麼。淺易地講，天道就是自然界、社會和人的存在與發展的總規律或道理。但用現代的術語去講解古代的哲學範疇，是很難恰當的。而且每個學派所講的道，都有其特定的意義。所以要更確切地理解各學派所講的道，首先便需要弄清各派學說。孔子所理解的天道，就是蘊含在他的全 學說之中。他說：「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這個一貫之道，便是天道的體現。需要注意的是，孔子並未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全部」的道（即類似西方所講的普遍永恆的絕對真理），而說自己還是未「聞道」。他的一生只是不斷地學習道，傳授道，「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宇宙萬物的運行、生滅、都是天道之自然表現。人間理想的聖人舜，就是實踐天道，並以此治理天下的。「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無為」就是指去除個人的私欲，順著天道而行，很恭敬地向南坐著帝位，便能治理好天下，這就是天人合一的一個例子。當天道能在世間流行，便是最美好的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禮記．禮運》）

那時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是萬眾共同享有的。但是當有些帝王出來，把天下佔為自己一家所有時，就說明天道沒能暢行於世間了。「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同上）不過，如能有好的君主治理，以禮去節制各人之私心，仍不失為個「小康」之世。在他看來，西周初年，便是這種世道了。及至春秋時期，天子無權主持禮樂征伐，而被諸侯篡奪，便成了無道之世。「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

孔子認為，自己的任務，就是恢復此天道，使天下盛平（他曾經對子路說過：「如果天下有道，我便不會與你們一起來從事改革了。」見《論語．微子》）。可見，他的天道觀又是他的社會歷史觀。

天道之能否在世間恢復，又有個「天命」的問題存在。「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這個「天命」並非上帝或天神的命令之意，而是指人力所做不到的，所不能掌握的。

（《 孟子．萬章上》 說：「…… 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即是說，天下能否轉為有道之世，人們當然應該努力改變，但它本身又有個非人力所能左右的規律或「命運」者在。人的生死、富貴也是這樣，一方面，人們應該積極努力，但另一方面，還有個人力之所不能為的客觀「天命」在。「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這樣，他就把人的主觀因素 與客觀因素（天命）分開，清楚劃分天與人的分野與關係。安身立命便應採克盡人事，等待天命的態度，兩方面都考慮到。

既然客觀的天命，非人力之所能為，於是儒家就把人的努力，集中到人事上，而很重視人事，因為這是人力所能做得到的。 孔子尊敬鬼神，但他認為民事更重要。所以他認為有智慧之人的做法，應是首先把心力放在百姓事務之上，而疏遠鬼神。「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智）矣。」（《論語．雍也》）

子路請教他怎樣服事鬼神。他說，對活人還未能服事好，怎能去服事鬼神。又問，死是怎麼回事？他說，人生的道理還未知道得透，怎能知道死。（ 見《 論語．先進 》）可見，他重視民事，疏遠鬼神，重視民生，而不熱衷探究人死後會怎樣，是否靈魂不滅等問題。事實上，西方經過兩千多年的研究、論爭，這類問題至今仍沒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疏遠鬼神、不熱衷於探究靈魂不滅等問題，是儒家的傳統，也是我國哲學異於西方哲學的一個特點。（東晉南北朝也曾在佛學界有過靈魂不滅之爭，那只是受印度佛教的影響，而且也沒很 好地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