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宗道光，文宗咸豐的所謂「道咸」以來，在乾嘉成熟的古學基礎上，向著集成和總結的方向發展，例如阮元、孫詒讓的集大成的成就，和俞樾於訓詁上的創獲，分別張大了吳、皖之學的門楣，代表了清代晚期樸學的成就。以下從《經解》、新疏兩方面概述晚清的樸學。
阮元和《皇清經解》
《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集合了清代古學的精華，主編阮元於學術承傳上的貢獻，功不可沒。
阮元，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歷仕乾隆、嘉慶、道光三朝，親涉中外交涉，先後出任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撫，湖廣、兩廣、雲貴總督，曾歷兵部、禮部、戶部、工部侍郎，拜體仁閣大學士（名位與宰相同），謚文達。
阮元於清代經學家之中，權位最顯，而且魄力非凡，所至之處，倡導經學，不遺餘力，而力主實事求是，尊漢而不排宋，對道咸以下的經學發展影響極深。
阮元督學浙江期間，集合士子完成《經籍籑詁》，凡一百零六卷，以韻編次，一字之下，羅列唐之前的解說，王引之序譽謂「是書者，去鑿空妄談之病」，錢大昕序謂能承戴震未竟之業。是書對後人研治訓詁以及編寫辭典，極具參考價值。
阮元撫浙期間，成立詁經精舍；任國史館總纂，創立《儒林傳》；撫江西期間，刻了《十三經注疏》，並成《校勘記》，為後人研治經學，提供無尚方便；在總督兩廣期間，成立詁經精舍，並編刻《皇清經解》。阮元於經學的倡導，身體力行，不遺餘力；《清史稿》稱述謂「身歷乾嘉文物鼎盛之時，主持風會數十年，海內學者奉為斗山焉。」視阮元為學術上的泰
山北斗，學壇領袖，實非過譽。阮元把自己的專集取名《研經室集》，已足見治學的旨趣。
《皇清經解 》為阮元督粵時，創「學海堂」，羅致學者所編刊。道光五年八月始刻，道光九年刻完，收錄七十三家凡一百八十三種治經之作，有一千四百卷。後來在咸豐七年九月，英軍攻粵，書版損滅過半。至咸豐十年，粵督勞崇光捐資補刻。所以《皇清經解》有初刻的「學海堂本」和後出的「咸豐補刊本」。乾嘉盛極一時的漢學，至此為阮元所總彙。
到了清末民初的王先謙，字益吾，號葵園，湖南長沙人，同治四年進士；王氏踵繼阮元的事業，於光緒十二年開始刻《皇清經解續編》（又稱《南菁書院經解》），體例依循阮元《皇清經解》，凡一千四百三十卷，共收一百十一家二百零九種著作；可以說，清代經學著作的精華，都被阮元《皇清經解》和王先謙的《續編》所囊括了。
阮元親歷時艱，肅清海盜，並亟主張禁煙，以對付英夷強硬，損害了清室部分官商的利益，遂免兩廣總督而撫治雲貴，後來林則徐亦重蹈其覆轍。今時近代史只重視林則徐，卻忽略了阮元，很重要的原因，是阮元的學術成就極鉅大，因而掩蓋了在事功上的事蹟。阮元既為重臣，處理內外要務，自非窮陋經生可比；事實上，阮元極重視事功，於《春秋公羊》倡導有加，對東漢何休的《
春秋公羊傳解詁》敬服不已，在廣州建學海堂，撰一聯云：
公羊傳經，司馬記史；白虎德論，雕龍文心。
以《春秋公羊》、司馬遷《史記》、班固《白虎通》和劉勰《文心雕龍》四部重要著作，為學海堂研治的對象，於聯語已足見阮元古學傾心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所著〈擬國史儒林傳序〉中，視漢人訓詁之學為經儒，而宋人義理之學為師道，說：
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
認為漢、宋不可偏廢，合漢人之學與宋明人的講論，才符合周禮太宰之職的師、儒聯職的旨趣，所以立儒林傳，合治訓詁考據的漢學家和理學家為一。
這種會通漢、宋的主張，有助矯正乾、嘉古學過重偏蔽於文獻考證之途；以阮元的地位和聲望，亟主溝通漢宋，謂「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折中融和，抵破門戶，這種比較開明的態度，也是身處盛衰關鍵的自然反應。
而阮元於實事求是的追求，並非完全在訓詁考證之中體現；而他晚年最稱心的著述，亦不在訓詁考據之篇，而是論述性命之學的〈論語一貫說〉、〈大學格物說〉、〈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和〈性命古訓（附威儀說）〉等探求儒者立身關節的篇章，而以實言庸行諸如忠、恕、仁、孝的立身所為，視為治學的關懷和學者躬行實踐所在。這樣，阮元論述理學，亦本實事求是的精神加以闡釋和發明。
清儒如戴震和阮元，治學方向相似，事功的精神還是學術的主宰所在，只是際遇有異，戴震窮落不遇，而阮元得用於時，而阮元的政績，正顯見清儒實事求是作風的代表和典型。阮元秉承的是皖學，重加發揚光大，就戴震和阮元的經學歷程而言，考證訓詁之學自存在背後經世致用的精神
與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的治學精神，是一脈相承的。這相承的內在精神氣脈，完全為薪傳式的情感感召，說不出甚麼應然的「邏輯」形迹，用「內在理路」的觀念也不足以見出感召的所以然。但顯見的是潛伏的民族精神一直是清代經學背後的支配動能。顧炎武極重視民族氣節，而乾、嘉學者之重視顧炎武，如紀昀在《四庫提要》，是在氣節的立場上大加肯定和讚揚。
在如此氛圍之下發遑的吳、皖之學，而及繼承者的阮元一脈，在他們的經學精神深處，是不可能不烙上深刻的民族精神的印記。於是，在阮元主持學術風會的五十年之間，講究華夷之辨的《春秋公羊》之學大行其道，
而漸開出西漢今文之學，以闡發與政治相關的「微言大義」。從乾嘉以迄阮元的古學之中，都可尋得著發展的內在契機。自清初以迄道咸之際，經學的衍變都是一脈相承，面貌縱然有異，卻存在絕不可分割的衍生氣脈和關係。
諸經新疏和孫詒讓的《周禮正義》
乾嘉經學已至極精微的地步，不論經傳文字比斟、章句訓詁、名物考證、以及相關的文獻材料，已經累積了極為豐富的成果，對漢、唐以來傳世的經傳注釋，已經具備了重新整理和注解的充分條件。於是，清代中葉之後，新的經傳注釋陸續面世；因為和舊傳的注本有異，所以稱之為「新疏」。
注釋經傳，向來為學者視為治學的大事；清代數世治一經的大不乏人，如惠氏三代治漢《易》，劉氏三世治《左傳》，是典型的例子。正緣於注經為治經的一大目的，清代中葉後士子樂此不疲，一方是集清代經學訓詁的大成，再者也是人生不朽的大業，而士子亦往往以注經為互相督促的方法，例如清中晚期劉寶楠、劉文淇、沈植之、包慎言、柳興恩、陳立等，便相約各治一經，而於是有了《論語正義》、《公羊義疏》、《左傳舊注疏證》等不朽的新疏。為了理清清人新疏的大體面目，以下就《易》、《書》、《詩》、《禮》、《春秋》等經傳分述新疏的大要情況，以見清代經傳注釋成就的一斑。
甲、《易》的整理和新疏
清儒治《易》，主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派以復原漢代《易》說為是，對《易》占的方法和原則徹底弄清。如惠棟承家學所成的《周易述》廿一卷、《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九經古義》部分論《易》考釋，推崇「漢學」的樸學家如江藩則譽之為漢學的復興標誌。此後張惠言發揚了惠氏《易》學的方向，著《周易虞氏易》九卷，盡抉東漢末年虞翻《易》學的底蘊。這一派可稱為漢《易》象數派，惠棟的《易漢學》和張惠言的《周易虞氏易》是代表。
第二路專治《易》義，摒棄漢人象數以及宋人《易》圖之說，最著名的是終身不仕、閉戶著書終身的焦循，所著《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釋》二十卷、《易圖略》八卷，統稱《雕菰樓易學三書》，這是焦循耗去四十年光景的專著，把《易》的卦例全盤考索出來，王引之亟譽之為「鑿破混沌」，而阮元更說「石破天驚，處處從實測而得；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可見焦循的《易》學在清代經學家心目中的地位。焦循治《易》，不務虛玄，簡明切當，在給朋友一封談《易》的信中說：
《易》之大道，大抵在教人改過，亦即所以寡天下之過，而改過在通變行權，此即易也。
焦循以此解說《論語》所載孔子語「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意義。但孔子是否以「通變行權」為無過之旨，還是值得研究的；要是在如此關節上看，阮元所謂「聖人復起，
不易斯言 」，則未免過於輕率。治經至關鍵在「識」；清儒治《易》，於此稍遜，所以《易》的新疏，不在典型之列。
乙、《書》的新疏
清代的樸學是以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起動的，嗣後支持和反對的聲音不絕，但《古文尚書》被判為後出偽書，已經是不刊之論，而此後治《書》的學者，亦惟以《今文尚書》為主要對象。清初胡渭著《禹貢錐指》二十卷及圖二十七篇，就《尚書．禹貢》一篇，於地理研究同時，寄寓了徵實的治河方案；康熙御書「耆年篤學」獎勵，時儒生俱視為莫大尊榮。閻、胡二人分別體現了清初《書》學的最高成就。
清中葉以來，《書》的研治又進一新境，以復原漢儒的《書》說為務，走的是三惠吳學的路向，其中以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最為特出，亦是清代《尚書》新疏的代表。孫星衍積二十多年的努力，充分利用了各家的成果，推陳出新，注解務求信而有徵，遍採漢魏以至隋唐有關《書》學的材料，廣搜博引，對不同的說法加以分析定斷，皮錫瑞《經學通論》極為推崇；事實上，自清中葉以來，治《書》學的經學家，不論主張今文或古文，對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都予肯定。
丙、《詩》的新疏
清儒於《詩》，成就局限於聲韻、訓詁和名物考證，治《詩》的著作，大體向三途發展。
其一專研傳世的《毛詩》；清初康熙之際，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和朱鶴齡《毛詩通義》最著名；乾嘉後期，成專書的，有胡承珙的《毛詩後箋》、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陳奐的《詩毛氏傳疏》，三書都是研治《毛詩》的圭臬；實事求是，雖「宗毛」，而於《毛傳》、《鄭箋》有過份不合理處，亦不曲加迴護，這是可貴之處。
第二途為治今文《詩》的路向。所謂今文《詩》，指於漢代立為官學的齊、魯、韓三家《詩》說，這三家於隋唐之際已散失了，只留下少量的遺文佚說。宋代王應麟有《三家詩考》，開了以後輯整今文《詩》學的先聲。至清代乾嘉時代，輯述今文《詩》遺文及詩說的學者頗多，以馮登府、陳樸園、嚴可均最著；清末大儒王先謙集清代今文《詩》學的大成，所著《詩三家義集疏》，旁徵博引，融會有清二百年治《詩》者的精義卓識，折衷異同，至今研治兩漢《詩學》所不可廢。晚清治今文《詩》著名的，尚有魏源和他的《詩古微》，專以攻《毛詩》為意，但全書論述，極有系統，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謂「有許多嶄新的見證，可以供將來新《詩》學之參考」，頗為推崇。李兆洛序魏源《詩古微》，謂：
無獨是之見者，不可與治經。
標榜魏源治經獨創性的一面，可見魏源富於獨立思考，不依傍成說的可貴治學精神。清末研治今文《詩》學如魏源、王先謙等人，都是富有識解的學者。
清代治《詩》的第三途，是摒棄一切前人《詩》說，直接從文字推求「《詩》旨」，這路向較富文學色彩。這方面最著名的，有清初姚際恒《詩經通論》、乾嘉時代的崔述《讀風偶識》，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方玉潤的《詩經原始》了。
《詩經原始》顧名思義，是「欲原詩人始意 」，跳出舊說的束縛，視《詩三百》為文學作品。方玉潤特別強調「以意逆志」式的解詩方法，認為讀《詩》應要反覆涵詠，以切實的體會代替先入為主；更要「尋文按義」，謂：
一氣讀下，先覽全篇局勢，次觀筆陣開闔變化，復乃細求字句研鍊方法，因而精探古人作詩大旨，則讀者之心思與作者之心思，自能默會貫通，不煩言而自解耳。
金鍼度人，於探求《詩》旨固然大有裨益，而於讀其他典籍文章，何嘗不可以舉隅三反！因此，在《詩》義的探求上，方玉潤觀念明確而方法切實，在清儒之中是至為突出的。
丁、《春秋》三傳的新疏
有關《春秋》三傳的整理和注釋，具體反映了清代今古文經學起伏發展之迹。《春秋》三傳指《春秋左氏傳》，屬古文學，《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屬今文學。清代號稱漢家古文之學復興，但於分別代表今古的三傳注釋，成就不見得特別出色。以下分述三傳的新疏。
一、《春秋左氏傳》的整理和新疏
清初學者整理《左傳》，成績最著的是馬驌的《左傳事緯》十二卷；效法宋人所創紀事本末的方式，以反映整件史事的來龍去脈；這種做法，裁經為史，視《左傳》為史書的傾向較著。
以史治三傳，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為最著；是書志在顯示春秋一代史事的全貌，凡六十四卷五十篇，將《春秋》和《左傳》所涉及的內容，全用表的形式類聚區分，分類精細，內容豐富，而且為讀者帶來極方便的閱讀效果。這部耗去顧棟高晚年十五年光景的鉅著，以博采和持平見稱，特別反對「一字褒貶」之說，認為研治《春秋》必須要先「破除一例字」。
以「例」治《春秋》，自古已然，而顧棟高否定《春秋》存在孔子的「微言大義」，無所謂「例」，更無所謂用「一字」見褒貶，直斥之為穿鑿，認為《春秋》只是實錄紀事。但顧棟高只反對一字褒貶的書法說，卻堅持聖人於史事，有褒貶的態度，但不是在「一字」上表現，而是針對整件事件的判斷，運用「直書其事」的手段揭露不德或偏頗的行徑。顧棟高這些看法，實事求是，不盲從古來經說，顯示了經學徵實對權威或成說的攻破，把經傳研究納入理性的學術範疇，這功績是很值得肯定的。
至嘉道期間，儀徵劉文淇與朋友相約各治一經，劉文淇選定《左傳》，撰《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未成而卒，由其兒子劉毓崧及孫子劉壽曾相繼注疏之業，亦僅至襄公為止。是書於當時未產生影響，只是清人數世研治一經的專注程度的範例而已。就劉文淇未能卒業看，見出當時士子好高騖遠的浮誇心態，惟欲以治經表示學問，不問實際的條件和需要與否。事實上，就後來所刊的稿文看，只能說是文獻爬疏功夫，在識見上和顧棟高有一段距離。無識不能治經，於此可見。
二、《春秋穀梁傳》的新疏
治《穀梁傳》的人向來不多，於諸經中號稱「孤微」。清儒治此學的，以道咸之間的鍾文烝的《春秋穀梁經傳補注》最著名。
鍾文烝用了三十年時間，網羅眾家研究成果，折衷一是，兼採漢宋，標榜「實事求是」的治學原則。鍾氏以治漢學之法注釋今文經典的《穀梁》，戒除了今文學空言的套格，於是《穀梁傳》從此有了可讀可賴的注本。鍾氏於三傳，之所以特別推崇《穀梁傳》，緣於鄭玄的一句論斷：
《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
鍾文烝特別重視「《 穀梁》善經 」，認為《左傳》 的「三體五例」和《公羊傳》的「三科九旨」，都是不足信，和孔子《春秋》大義不相干；只有《穀梁傳》能夠以「正名盡辭」的書法原則，張揚王道，和孔子「必也正名乎」的為政原則符合。鄭玄稱《穀梁傳》「善經」，不違戾《春秋》大義，深得孔子筆削《春秋》的宗旨，而「正名」的運用，正是《穀梁傳》優於《左傳》和《公羊傳》的原因。然而，歷來治《春秋》，以《左傳》
和《公羊傳》為主要對象，雖經鍾文烝的極力推揚，《穀梁傳》的地位始終不能和《左》、《公》並論。
《穀梁傳》雖是今文經學最早的經說，然清代中葉以來勃興的今文經學，亦只集中於《公羊》義理的闡發，《春秋穀梁經傳補注》雖然大有功於今文經學的全面認識，還是沒法改變《公羊》獨尊的現實，《穀梁》之學依然還是處於「孤微」的可憐狀態。
三、《春秋公羊傳》的新疏
清代《春秋》三傳的注釋整理，《左氏》和《穀梁傳》的成績有限，惟以《公羊傳》最為突出。《公羊》學向為兩漢經學的關鍵，清代經學於乾嘉以來推崇漢學和復古，從東漢古文學而上推西漢今文經學，又再歸源於《公羊》學，是一種很自然的逆溯推向。學術的發展自具一股內在的向量衝力，存在必然的趨勢。晚清《公羊》學復熾，是漢學復古的必然結果，不完全是國運衰頹所導致的。
清代研治今文學《公羊傳》的，以戴震門生孔廣森為始，所著《春秋公羊傳通義》十一卷，兼採《左氏》和《穀梁》，於東漢何休《春秋公羊解詁》極多分歧，不徒墨守何休之說。最主要的異說，例如《公羊》家最重要的「三科九旨」說，何休謂：「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而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又說「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孔廣森不承襲何休的說法，認為於《公羊傳》內文沒有所謂「三科九旨」的任何記載，這純粹是兩漢經師授受的意見，乃比附經文。於是另立新說，謂：
天道、王法、人情為三科。
《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讓，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也。
孔廣森的新說，姑勿論是否比何休說更接近原貌，但大膽否定成說，自創新義，精神實源自戴震的經學。戴震從性命的角度全面否定朱子的說法，已表現了極強烈的批判獨立思考的精
神，而孔廣森自創《公羊學》核心的「三科九旨」說，貶斥新周故宋之說的不經，徹底攻破《公羊學》的經學系統，這不能不說是極強大的魄力。對於尊奉何休經說的今文家來說，孔廣森實在是離經叛道之輩，如梁啟超批評說：「不通《公羊》家法，其書違失傳旨甚多。」儼然以護法使者的角度來鞭撻孔廣森，否定《春秋公羊傳通義》的價值和地位。從這些嚴厲的批評，反映出孔廣森《公羊》新說對正統《公羊》學的衝擊。
清代正統《公羊》之學，莊存與是啟導者。莊存與，既重視古文之學，也著有《春秋正辭》十三卷，尊崇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經說，強調《春秋》書辭存在「微言大義」，肯定陰陽災異的緯候之學和政治的對應關係。又著《春秋舉例》和《春秋要旨》，總結《公羊》的義法和思想。莊存與的三部《春秋》著作，對以後今文經學的復興，起極大的促進作用。莊存與的今文經說，直接影響從子莊述祖、孫莊綬甲、外孫劉逢祿，和門人宋翔鳳，他們都好《公羊傳》的微言大義，而這家學形成了左右清代後期的今文經學的常州學派。
至於晚清《公羊傳》的新疏，以陳立的《公羊義疏》七十六卷成就最著。陳立，道光廿四年進士，曾從《公羊》家淩曙及《左傳》家劉文淇治學。劉文琪鼓勵治《公羊》，以補前人的不足。陳立以三十年的光陰，博取《公羊》諸家研究成果，融會貫通，完成了七十六卷的《公羊義疏》。
這部義疏有集解的性質，以訓詁為大體，把何休的「三科九旨」說和孔廣森的新說置之不顧，一以名物制度的考證見本色，猶漢學考證的遺風，這是和陳立業師劉文淇的治學主張有密切的影響。《公羊義疏》雖不是發揮「微言大義」之作，但以漢學考據訓詁的方法注釋《公羊傳》，有助徹底理解文獻的問題，實事求是；在清代《公羊》著作中，可說是頗有價值的新疏。
戊、《禮》的新疏與孫詒讓的成就
自鄭玄《三禮注》主宰了經學後，《周禮》、《儀禮》、《禮記》稱之為《三禮》，是禮學的基本文獻；但和《禮記》性質相近而未為鄭玄注釋的，是為《大戴禮記》，價值亦不下於《三禮》，所以合《大戴禮記》而有《四禮》之目。禮學於清代經學成就最著，而於《四禮》的整理和注釋，亦頗有可觀。以下就《四禮》的新疏反映清代禮學的一斑。
一、《大戴禮記》的新疏
《大戴禮記》向來只有北周盧辯《大戴禮記解詁》一注，綿綿若存，從原來八十五篇，到了唐代已佚去四十六篇，留存至今的只有三十九篇，其中〈夏小正〉，時代極久遠，有可能是夏殷遺書；而〈孔子三朝記〉、〈曾子〉十篇、〈諸侯遷廟〉之類，為研究原始儒家及禮制的重要文獻。至清中葉以後，開始對《大戴禮記》全面注釋。其中最著名的是孔廣森的《大戴禮記補注》和王聘珍的《大戴禮記解詁》十三卷。王聘珍的《解詁》耗三十年完成，注解墨守漢人訓詁，是典型的漢學新疏。孔廣森的《補注》和王聘珍《解詁》，各有所長，是研治《大戴禮記》不可偏廢的注本。與孔、王同時的尚有汪昭，著《大戴禮注補》十三卷，亦耗三十年之功而成，博引前人注說，和王聘珍專主漢人訓詁有異。
二、《禮記》新疏
《禮記》為《小戴禮記》的簡稱；漢元帝戴德所編八十五篇為《大戴禮記》，其姪戴聖編四十九篇，人稱《小戴記》，自鄭玄為《小戴記》作注後，《小戴記》便冠《禮記》之名，與《儀禮》和《周禮》同列於《三禮》之目而廣為後人傳頌，和《大戴記》的孤寂命運完全不同，其實兩部《禮記》的性質大同小異。
清儒治《禮記》頗眾，而注解全書的，著名的有清初康熙三禮館總裁官朱軾的《禮記纂言》二十卷、清乾隆朝孫希旦的《禮記集解》六十一卷、朱彬的《禮記訓纂》四十九卷、晚清郭嵩燾的《禮記質疑》四十九卷。
《禮記》內容極為豐富，單篇研究多不勝數，尤以〈大學〉、〈中庸〉為最。以上四種新疏，雖云博采眾說，但仍未能盡攬全部的研治成果，然而若能取以校讀，則入門自然端正，不致過份誤解古人了。
三、《儀禮》新疏
《儀禮》十七篇號稱難治；朱熹嘗作《儀禮經傳通解》，繫附於《大、小戴記》和其他相關文獻材料，可惜未完成便去世了。朱熹的《儀禮》學對清儒影響極為深遠，且清室推崇朱學，則更推波助瀾。後來江永撰《禮書綱目》八十五卷，秦蕙田撰《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都是以朱熹《通解》為基礎。
清初治《儀禮》最著名的是張爾歧，學守程宋，精研《儀禮》，著《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深為顧炎武歎服。乾、嘉時代，向慕戴震的淩廷堪，著《禮經釋例》十三卷，歸納整理《儀禮》十七篇的敘例；這種剖剝全經的治學方法，實取法於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而張惠言著《儀禮圖》，若不能以圖表示，則用表，這種表達形式，必須具備極精湛的考證成果為基本條件，於乾嘉時代，是有足夠的條件的。
胡培翬的《儀禮正義》四十卷，是研治《儀禮》的必讀新疏。胡培翬，嘉慶己卯進士。其祖父胡匡衷，精研《三禮》，所著《儀禮釋官》九卷，以先秦古籍參證《儀禮》，收錄於《皇清經解》之中。胡培翬幼承家學，精研《儀禮》，以四十年的光陰，全面總結了清中葉以來《儀禮》學的成果，對經文及鄭玄注全面注釋，成《儀禮正義》四十卷，補充和伸述鄭玄注，訂正向來注釋的謬誤和不足，突破前人，卻又實事求是，為後世研治《儀禮》提供最可靠的注本。
四、《周禮》新疏
《周禮》於諸經之中，惹來論爭之夥，不下於《尚書》，其犖犖大者，如書名取義、作者的問題、成書時代問題、思想的問題、以至和劉歆的關係，甚而涉及今古文經學的絕大關鍵問題。宋、明以來有關《周禮》的種種論爭從未停息；明代學者金瑤《周禮述注》，更謂劉歆竄改文字，以取媚王莽；這種說法，徹底攻破《周禮》於「經」中的地位和意義。
這本對漢、 唐以來政治和制度影響極為深遠的作品，在宋明清一片論爭之聲中，卻未如他經像《儀禮》、《尚書》之類，獲得學者終身投入的青睞，除了一些局部的研究外，貫穿全書的注釋，依然是東漢鄭玄《周禮注》和唐代賈公彥的《周禮注疏》，朱熹極欣賞賈《疏》，謂《周禮注疏》為唐人經疏最好的一種。自此以後，
解注全書的，至清末孫詒讓《周禮正義》，才能方駕漢、唐，亦 成為清代新疏之中最為後世欽敬的壓卷之作。
孫詒讓，其父孫衣言通今學古，表彰宋代浙東學術，融合經義和治道，以國事為己任，不屑屑於門戶，章太炎稱譽為晚清「特立之儒」。
這家學傳統，影響孫詒讓極深，而孫詒讓亦刻意張揚治經治世合一的學風，躬行實踐，畢生經營經學，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完成《周禮正義》八十六卷；越二年，成《周禮政要》二卷。《正義》為治經之學，而《政要》則為治世之言；兩書體用相輔，充分發揮浙東學術的特色。
孫詒讓以「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概括《周禮正義》的方法。他刻意區分「古制」和「古義」兩項概念；以「古制」為治之迹，受時空限制，此迹可行，後世未必可用；「古義」則為治之理，這是具有普遍通用性的政治理念，施之四海而皆準。孫詒讓「古制」、「古義」相對待的體用觀念，古義為體，古制為用，古義永恒不變，古制有時而施；論制貴在變宜，這些都是較前代《周禮》學者高明的識見，而思想的淵源，則有取於唐代孔穎達的「迹」和「用」的體用經說。
孫詒讓撰寫《周禮正義》期間，海疆多故，草創之際，在中法戰爭之後，孫氏不禁自謂「睠懷世局，撫卷增喟」，對時局極為憂歎。全書告成那一年，適值戊戌變法，更增感懷。他認為戊戌變法旨在「富國強兵」，還是不足夠的，富強並不能成治道的根本；而真正能夠解決當前的問題，而又能施之久遠，便是「政教」，此即《周禮》的「古義」，無施不適。於是撰寫二卷《周禮政要》，力言《周禮》所集古代政治制度的精華，和西方致富強之路相通的。孫詒讓的見識，確有過人之處，屈守元先生《經學常談》譽之為較康、梁超卓。
孫詒讓為清代經學的殿軍，對漢族之長期淪於滿人統治之下，意常耿耿，對明朝常懷無奈的惓懷和悲哀，曾經題顧炎武詩集校記，有「臨風掩卷忽長歎，亡國於今三百年」，和顧炎武的詩心和應，「經世致用」之學背後的民族氣骨（或氣節），至此一表無遺；章太炎受孫氏影響極大，後來走上革命排滿的道路，倡導「中華民國」（此為章氏所定的國號），治經治世相融，與孫詒讓一脈相承，體現了清代經學潛伏的經世觀念。顧炎武和孫詒讓終始一代的經學，就此兩端，足以啟示後人對於經學精神的理解。而清代新疏以《周禮正義》閉幕，實在是光榮的結束。
有清三百年的經學，經古文學是主流，重視考證訓詁，固然是方法上的特色，而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於清代古學最為顯著，而且是自覺和刻意的表揚和體現。在為後世所不屑的故紙堆學問之中，古學卻包蘊著極熾熱的民族情懷；而治古學的經學家，亦大都品行清正，無愧古人。因此，對待以考證訓詁為特色的古學，必須正視深藏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