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經傳文獻的整理
在西漢今文經學文獻整理方面，清人的成就是卓越的。如漢代今文《易》學，惠棟便是復原的功臣，以樸學考證和搜輯的方法再現今文《易》學絢麗的面目。在《書》方面，閻若璩廓清摧陷，弄清後出的《古文尚書》，而自東晉便漸漸見遺的《今文尚書》廿八篇，從此大現於世，晚清王先謙《今古文尚書疏證》和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都是今文的《書》學的重要文獻考證和注釋的成果。清人之於《詩》，復原西漢齊、魯、韓三家的《詩》說，可謂不遺餘力。經過範家相、阮元、丁晏、馬國翰、陳壽祺、陳喬樅、魏源等學者的努力，凡保存了今文三家《詩》義的文獻，差不多搜剔淨盡，最後為王先謙集大成，著《詩三家義集疏》，為了解西漢今文《詩》學的權威注本。至於今文學視為至重要的《春秋》，則有鍾文烝的《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和陳立的《公羊義疏》諸種，令西漢今文《春秋》之學的文獻，得最大程度的整理。如果說西漢《五經》十四家博士之學，除了《公羊傳》以何休《解詁》而得以保存下來之外，都得歸功於清儒，其文獻才得重見天日，雖然不可能完整復原，但起碼能令學者一睹主要風貌，於漢代學術思想的研究者，不必再瞎子摸象，而是有實在的文獻作為研治的根據。因此，清儒於復原漢代經今文學文獻的努力，是很值得肯定和重視的。
清中葉的《春秋公羊》學
清代今文學復興的標誌，在《春秋公羊傳》的再受重視，以及以今文學標榜的常州學派的出現。
清代《公羊學》的啟導者，是江蘇武進人莊存與，著《春秋正辭》、《春秋舉例》、《春秋要旨》，都是發揮兩漢今文《公羊》的思想，強調尊崇西漢董仲舒和東漢的何休，從董、何之中尋求今文經學的正途，於「大一統」、「通三統」、「張三世」這三項《公羊》重要命題，首先加以解釋，猶如董仲舒和何休的疏注。莊氏對這三項《公羊》義的認識概括如下：
大一統
《公羊》隱公元年傳說：「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羊》「大一統」的理念源出《孟子》，孟子極力提倡大一統施行王政。東漢何休《解詁》解釋元年傳文大一統之義說：
統者，始也。夫正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何休用緯學「正朔」的觀念解釋大一統的內在涵義，說明「元年」的紀元一詞，包含有天命順受，於是改創制度的意思。一切政教活動，都必須得到天命的眷顧，天子之職有了合法的依據，才能順利開展。而莊存與更強調人主統治天下的目的：
《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
在大一統的情況下，天下風尚都是一致，莊氏伸述董仲舒「大一統」之義，暢明此一統的力量，應來自思想的統一，以統一意識型態為主導前提。董仲舒主張「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於是推動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莊存與認為董仲舒的主張，是可以作為《春秋》之「義」。後世君主則應從中取「義」，體現思想大一統的局面。莊存與用董仲舒說「大一統」，而只保存何休義，不用何休天命的說法，顯示莊存與的為政取向，以意識型態的一統來體現大一統的基本訴求。
通三統
《公羊》學以夏、商、周三代開國君主受天命而統治天下的第一年為統，統的觀念體現在曆法紀年上，於是有「正朔」的觀念，朔是每月的第一天，正朔代表政權受命統治天下的時刻。三統和正朔是兩體一面，所以又稱為三正。論三統和三正，內涵是一致的，亦必然牽涉天象星曆之學，在漢代、是從陰陽學發展出來的緯學的極重要內容。而關鍵必推落在王者所受的天命上，所以莊存與《春秋正辭》便用〈奉天辭〉的題目概括三統的內涵意義。
莊氏於〈奉天辭〉強調夏、商、周三統並存不悖，各有所「損益」，亦即新朝代開國後必然有所更革，所謂「改制」，是符合孔子「損益」的說法的。而更重要的，是《公羊》學極重視五德終始，有德者方能受命治天下，「天命不獨私一姓」，莊存與強調了這《公羊》的基本信念，在異族統治而且文網極嚴的時代裡，敢於暢論三代質文改制的問題，需要極大的膽識。莊氏三統論，質言之，謂舊曆用得太久，有了差錯，便要改用新的較準確的曆法，新的正朔取代舊的正朔，這是必然的；受天命而建立的朝代也是一樣，一姓之君不能永存，道衰之後，天命不佑，而天命亦會轉向他姓，於是他姓為王，取代舊朝，立新正朔，成就新統。這種觀念，對當政者有很鉅大的心理威脅。
張三世
所謂「三世」即《公羊》家所說的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
《公羊》家認為時代是發展向上進步的，從亂而治，是必然的過程。因為天命以德行為尚，有德始可以為王，德衰則新王替代。這種天命授與之說，予人心莫大的策勵，對未來產生美好的憧憬；升平、太平之世，便是憧憬出來的。這重要的《公羊》觀念，莊存與也注意到，並且概括說：
撥亂啟治，漸於升平，十二有象，太平已成。
「十二」指《春秋》魯國十二君主。雖然說得很簡略，也沒有充分開展論述，但重新接觸，亦為後來新的《公羊》學開示了方向。
莊存與是清代首位講求《公羊傳》「微言大義」的學者，雖然見解未至深刻，但對後來卻有很大的影響，始導之功是不可否定的。
清代中葉另一位研治《公羊》的學者是孔廣森。孔廣森是莊存與門人，受學於戴震、姚鼐，極推重戴震。所著《公羊通義》，是清代繼莊存與《公羊正辭》以後第二部《公羊》學著作。
孔廣森《公羊通義》以「義」判斷《春秋》三傳的輕重地位，認為三家之中，《公羊》「重義」，最能把握「聖人製作之精意」。所謂「製作」，是制禮作樂的簡稱。「精意」，是製作背後隱微的用心。因為聖人不明白說出，後人只能推究原始的用意，《春秋傳》三家，《公羊》善於體會這精微的意旨；因之《公羊傳》最傳「大義」，孔廣森肯定《公羊》說：
君子豈不樂道當世有聖帝如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 既不可得，退修《春秋》， 以俟後世；王者復起，推明《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之所以樂也。《左氏》馳騁於文辭，《穀梁》圈囿於詞例，此聖人製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唯公羊子乎！
如此表彰《公羊傳》，以為獨得孔子為政的旨意，這對經學盛行的時代說，是頗能令《公羊傳》得士人青睞的。
孔廣森於《公羊》，最為後世注意的，是有關《公羊》極重要的書法例，即「三科九旨」的解釋，而孔廣森另立新說，不依襲何休的說法。《公羊》「三科九旨」原是東漢何休概括董仲舒、胡毋生以及東漢初年《公羊》家的意見，重加組織而建立的一套理論：
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三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三科九旨也。
《公羊》的所謂「大義微言」，其實是寄託在「三科九旨」裡面，亦是孔子「以俟後世」的「王者」的寄望。孔廣森對何休的概括並不滿意，認為孔子作《春秋》，是本「天道」、「王法」、「人情」三者貫注，並就天道、王法、人情三者解釋「三科九旨」的內涵：
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 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
孔廣森自立的「時、月、日」、「譏、貶、絕」、「尊、親、賢」 的三科九旨說，以《春秋》遣辭措意，強調「一字」的褒貶，皆有深意存。不過，比較何休和孔廣森的見解，何休說予人現實的寄望，激發上動的意志；而孔廣森只從《春秋》修辭著眼，突顯不了《公羊》的活潑動力，所以清末的今文學復興，並未沿孔氏的方向，依然以何休《解詁》為發遑的起點。孔廣森專從字義上看《春秋》大義，實與他崇尚戴震的學風有關。孔氏極推崇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孔廣森自己的《春秋公羊通義》，究其實，是迻用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的方法研治《公羊傳》而已。
常州學派的成立和影響
自莊存與首揭《公羊》大義，經今文學漸受重視；到了嘉慶、道光年間，莊存與的外孫劉逢祿、門生宋翔鳳，嚴別今古文經學的門限，形成一個專治《公羊傳》的今文經學集團，和乾、嘉考據學對壘，旗幟極鮮明，因莊存與為常州人，所以稱這個學術流派為「常州學派」；常州學派的出現，是今文經學復興的重要標誌。
劉逢祿，以母教而傳承莊氏《公羊》之學，嘉慶十九年進士。劉逢祿是清代首位專治何休《公羊》學的學者，他所著《春秋公羊傳何氏釋例》十卷、《後錄》六卷、《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一卷、《答難》二卷、《發墨守評》一卷、《左氏春秋考證》二卷、《箴膏肓論評》一卷、《穀梁廢疾申何》二卷、《議禮決獄》四卷、《春秋論》上下篇、《論語述何》二卷，俱是伸發何休《公羊》學的著述，可謂不遺餘力。這一系列的著述，從不同方面發揮和維護何休的《公羊》學，嚴守今古文的界限，排斥《周禮》為「戰國陰謀瀆亂不驗之書」，跟聖人無關；又批評古文的《春秋左氏傳》的書法和凡例，都是劉歆所偽造。劉氏於古文學排擊不遺餘力，認定只有今文的董仲舒至何休一脈的《公羊》學才是孔子《春秋》政治思想最可靠的理解和詮釋，繼承其外祖父莊存與的主張。
劉逢祿於「大一統」、「通三統」、「張三世」有較莊存與更深刻和全面的論述，而以禮刑相輔貫通所論。以下分說劉氏學說的大體。
大一統
劉氏於大一統的論述，集中在如何實現的考論上。認為《春秋》所述時代，王綱解紐、禮崩樂壞，周家已衰微至極，不可能再體現西周大一統的局面，於是孔子作《春秋》，寄望有「新王」的出現，重新恢復一統的政治局面。而《公羊》「王魯」之說，是以魯為王天下的基礎；所謂王天下，是德治天下，大服人心，然後自然再復一統的政治。於是劉逢祿具體說「據魯以為京師」，孔子以《春秋》治天下。在一統的過程中，不僅如其外祖父莊存與所倡言的思想的統一，劉逢祿則更著眼於整體文化的共同提昇，即使夷狄也進化至諸夏的高度文明水平，大一統的局面，表現於天下所有民族共進步至理想政治境界和文化水平的超昇。這觀念，於異族統治之下，存在特殊的意義。
通三統
通三統以王者受命統治天下的正朔觀念為核心，說明夏、商、周三統的正朔更革，是必然的變化更新過程；於是通三統的觀念極強調「變」，《易傳》「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通三統 的「通」取義所在。劉逢祿說：
三王之道（指夏、商、周開國之君）若循環，非僅明天命所授者博，不獨一姓也。天下無久而不敝之道，窮則必變，變則必反其本，然後聖王之道與天地相終始。
就是以《易傳》的通變觀解釋天命歸屬的問題，是劉逢祿所惓惓致意，為魏源序《詩古微》，也說「因革損益之道，三王五帝不相襲」，這也是所謂「新王」的意義。劉逢祿對通變損益的重視，對後來今文學大將龔自珍和魏源影響很大。
張三世
從據亂世、升平世至太平世的三世說，是《公羊》家所嚮往的政治發展運勢。劉逢祿較何休更進一步從《春秋》二百四十年史事之中，確定三世發展的軌迹，特別強調「西狩獲麟」一事。所謂「西狩獲麟」，是《公羊傳》於《春秋》終篇哀公十四年所記的事，《左傳》和《穀梁傳》不說其事，為《公羊》家所專有；謂麟為仁獸，有王者出現才來到中國，但這隻祥瑞象徵的仁獸卻被獵殺，孔子知道後，很感慨說「吾道窮矣」，而孔子亦自此擱筆，不再寫《春秋》。因此，《公羊》家稱《春秋》為《麟經》。麟的出現，本來預示著王者治天下而得太平的瑞應，卻竟然不能生存，即預示必須改變方能挽救這極衰頹的時代。劉逢祿極強調西狩獲麟的象徵意義，認為《論語》所載「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的損益之道，正顯示孔子為後世作預言，後人必須循因革損益之道實現太平之世的重現。劉逢祿之特別以史事充實張三世的理論，意在顯示張三世不是空談，是真正具備歷史發展的實在證據，以強化理想追求的決心。劉氏的動機是可以體會的。
經過劉逢祿的開拓和深化，《公羊》學的學理蔚然大備。而劉逢祿有意培養後繼，如提携和表揚龔自珍和魏源，兩人並稱「龔魏」，為清代今文學的重要人物；劉逢祿對人才的重視，無疑壯大了今文經學的學術陣營，於是儲積了足夠的能力面對經學主流的古文學，劉逢祿可說是清代今文學的轉捩性人物。當時和劉逢祿相得的宋翔鳳，相互呼應，以西漢陰陽五行之學治今文，共同把清代今文學向前推進。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地望相同，世人視之為一學術團體而有「常州學派」之稱。清代今文學因常州學派的《公羊》學的鉅大成績，遂為以後的經今文字奠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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