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論宗

三論”指大乘中觀派的三部論書，即《中論》、《百論》和《十二門論》，三論宗以這三部“論”作為立宗的經典依據，故名。

三論宗的創始者吉藏（公元546—623年），俗姓安，出生金陵。由於他祖籍安西，是“胡”人的後代，所以也被稱“胡吉藏”。他曾住會稽嘉祥寺講“三論”，聽講者常達千餘人，後世 敬稱其為“嘉祥大師”。隋開皇（公元581—600年）年末，吉藏受楊廣之請，先後住揚州慧日寺和長安日嚴寺。在長安期間，他著書立說，完成了三論宗的理論體系。唐朝建立後，吉藏被征為統轄全國僧侶的十大德之一。吉藏傳教五十餘年，弟子眾多。其中高麗僧慧灌把三論宗傳入日本，並成為該宗在日本的祖師。再傳弟子中有元康較為知名，此後本派衰落。

吉藏一生著述共計約四十餘種，現存尚有二十六部。主要著作是《中論疏》、《十二門疏》、《三論玄義》、《大乘玄義》等。吉藏博聞強記，善於辯論，擅長圍繞當時佛學界的熱點問題，通過批判別派的見解闡發自己的觀點。他的理論體系在論戰中形成，並且通過論戰表達出來，素以駁雜多端著稱。他的“二諦論”和“八不中道論”，構成了該宗學說的核心內容。

三論宗認為，人的思維、語言（稱為“教”、“能表”、“名”、“假名”等）是以分別有無、是非等差別為特點，並不能正確反映沒有任何差別性的本體實在（稱為“理”、“所表”、“體”、“境”、“實”等）。“二諦論”和“八不中道論”就是在這種不可知論的方法論指導下建立起來的。

“二諦”（兩種真理）原本是佛教的傳統說法，指“真諦”（也稱第一義諦、勝義諦等）和“俗諦”（也稱世諦、世俗諦等）。吉藏別立名目，把“二諦”分為“于諦”和“教諦”。他認為， “二諦”都屬於言教，是假名，是一種方便施設，達不到對絕對真理的認識。所以，人們對二諦也不能執着，也就是教人不 =要把是非得失看得太重。同時，這種二諦說又有調和矛盾的作 用，它承認眾生的各種認識、聖賢的各種思想，也和佛的言教一樣，都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因為，諸佛所說的法（教諦）也是依據眾生和聖賢的認識（于諦）講的。

“八不中道”是三論宗依據《中論》中所講的八不法門所建立的。《中論•觀因緣品》載：“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這是大乘中觀派對世界和人生的概要說明，指一切現象或事物都由因緣聚散而有生滅變化，實際上是沒有生滅變化。如果認為有或生或滅等變化，就是偏執於某個極端。根據吉藏的解釋，諸法的實相是遠離生滅、一異、斷常、來去的，離開兩邊就是顯示了“中”，“八不中道”即論證了“中道實相”。這是用雙重否定的破執方法說明本體不可知、不可思議，目的是要求在踐行方面做到“心”無所得，沒有執着。

隋唐佛教諸宗派

唐代初年，有一位名叫那提的印度僧人，遊歷了古印度各地和南亞、東南亞諸國之後，來到中國。觀察了當時的佛教之後，那提說：“脂那東國（指中國），盛傳大乘，佛法崇盛，瞻洲稱最”。瞻洲即南瞻部洲，也譯作閻浮提，泛指當時已知的世界所有地方。那提這句話的意思是，中國大乘佛教的興旺發達，在隋唐時期居世界第一。

宗派建立的社會條件和特點

隋唐時期佛教的繁榮昌盛，與歷代帝王的大力扶植是分不開的。例如，隋文帝楊堅幼年時，由智仙神尼養育。他即位之後，經常對人提起智仙神尼的話，認為他能夠當皇帝，都是佛保佑的結果。他在位期間，大力倡導佛教。當時民間書寫佛經成風，社會上流傳的佛教經典要比儒家的六經多數十倍到上百倍。

隋唐時期佛教昌盛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形成了一些獨具特色的佛教宗派，其中主要有天台宗、三論宗、華嚴宗、唯識宗、禪宗、律宗、淨土宗和密宗。這些宗派的形成，集中體現了中國佛教的理論創造能力。

隋唐時期寬鬆的政治、發達的經濟和繁榮的文化，為佛教宗派的萌生和成長提供了適宜的社會環境。隋唐時期產生的佛教宗派，有一些共同點：

首先，各宗派的實際創始人大都得到統治階級，特別是最高統治者的直接或間接支持。

第二，各宗派都創立了相對完整和獨立的教理體系，其內容既有承襲印度佛教的成分，又有吸收中國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因素，更有結合兩種不同民族宗教文化後的創新理論。

第三，各宗派都建立了相對穩定的傳法基地，一般以一處或數處大寺院為中心，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不少這樣的寺院被後代稱為“祖庭”。

第四，大多數宗派的祖師之間有師徒傳承關係，有些宗派還逐步編制出上溯印度著名僧人，下接中土歷代祖師的傳法世系。

佛教各宗派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有些在百年之內就消夭了，有些至今還在流傳。隋唐之後，各宗派的興衰消長，構成了中國佛教的重要內容。同時，佛教一些宗派在不同時期傳入朝鮮、日本、越南等周邊國家，成為漢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載體，深刻影響了那裏的思想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