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歷代（公元960—1279年）帝王在總結歷史上佛教政策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對如何控制佛教有了清醒認識。南宋高宗曾說：過去那些厭惡佛教的人，就想取締佛教，消滅僧人；那些喜歡佛教的人，就盲目地崇拜佛教，信奉僧人。我覺得這兩種極端的做法都是不妥當的。我對於佛教的做法，就是不要讓它過於興盛。把佛教發展規模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內，防止佛教勢力過度膨脹，可以說是兩宋佛教政策的一個顯著特點。
宋王朝奉行三教並舉的政策，為思想界提供了寬鬆的政治環境，使三教的融合進入了嶄新階段。
在管理佛教事務方面，宋王朝着重精確統計僧尼數量。宋王朝每年對佛教人數普查統計一次，製作所謂“刺帳”，記錄本年度僧尼、沙彌、童行的人數變動情況。每三年造“全帳”，記錄各寺院僧尼、沙彌、童行的數量、法號、年齡，籍貫、俗姓以及出家、剃度、受戒師傅和時間等。政府對造帳、稽查和管理的各個環節都有詳細規定，以便中央能夠準確、及時掌握僧眾的
變動情況。根據記載，北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有僧397,615人，尼61,239人。這是宋代歷史上僧尼的最高數量。
由於朝野上下一致認為僧尼人數太多，經過一段時間的消減，僧尼人數長期穩定在二十萬左右，直到南宋時期也沒有出現大的波動。
買賣度牒是宋代的一個特有現象。度牒，是朝廷頒發予僧尼的合法身份文字憑證，其發放開始於唐玄宗時期。官方頒發度牒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防止民眾通過私自出家來逃避賦稅和兵役，防止罪犯入寺為僧，聚眾造反，擾亂社會治安。另外，政府通過調節度牒發放時間和數量，可以掌握和控制佛教的規模。
北宋神宗以後，各地方每遇修城浚濠、治河築岸，乃至糴米賑災、籌措軍費等，就奏請祠部發放空名度牒。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出資購買度牒者，往往不是因為有佛教信仰尋求出家，而是借出家之名以隱藏財產，逃避賦稅和兵役。從北宋神宗開始直到南宋滅亡，以賣度牒彌補國家財政虧空，成為王朝的經常性措施。這是宋代以前和以後都沒有的。
刻印大藏經是宋太祖在佛教文化事業上的一個創舉。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宋太祖敕令開雕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漢文木版印刷《大藏經》。這部大藏經是以《開元錄》入藏經為主，陸續收入本土撰述和《貞元錄》諸經，總計6,620餘卷，稱為《開寶藏》。此藏的印本為以後所有官私刻藏的準繩，並曾印贈高麗、契丹。《開寶藏》的問世，標誌着印刷大藏經開始取代手寫大藏經。其規模之浩大，影響之久遠，在古代世界印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事情。
此後，宋代民間又陸續雕印了《崇寧萬壽藏》、《毘盧藏》、《思溪圓覺藏》和《磧砂藏》。歷時悠久的五種大藏經刊刻，對佛教經典的普及和流通，對雕刻、造紙、印刷等手工藝的發展，對加強與周邊地區和民族的思想文化溝通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推動意義。
宋代翻譯佛經集中在北宋前中期，北宋諸帝對譯經的重視程度，並不比唐代帝王遜色。據元慶吉祥《至元法寶勘同總錄》統計，宋代共譯大小乘經律論及西方聖賢集傳285部，741卷。由於新譯經典多是密教經典，流通不廣，影響不大。這個事實表明，外來佛教已經不能成為左右中國佛教發展方向的主要因素。在中國古代歷史上，由朝廷組織進行的大規模佛經翻譯工作，北宋是最後一個階段。
宋代佛教新格局
宋代是中國佛教新格局的形成時期。隋唐時期興起的佛教宗派發展極不平衡，主要表現是義學諸派逐漸衰落，禪宗開始成為佛教的主流。此外，天台、華嚴等宗出現過所謂“中興”局面，其影響是很有限的。自北宋開始，禪宗的演變就決定着整個佛教的發展趨向。
佛學發展呈現出新的變化，即以禪學為基礎，對外融合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對內融合華嚴、淨土、天台和唯識等各個宗派的思想。這種融合趨勢歷經元明清而沒有改變，始終是佛學發展的主流。從理論創新的角度講，宋代以後的佛學沒有多少新意。
在唐末五代形成的禪宗五家中，溈仰宗入宋不傳，法眼宗不久衰落。北宋禪宗主要有臨濟、雲門和曹洞三宗。到南宋時，僅有臨濟和曹洞兩宗。這種禪宗分派格局也是歷經元明清沒有改變。
宋代是禪宗“燈錄”和各類“語錄”大量出現的時代。所謂“燈錄”，是按照師承傳法系譜編排的，記錄歷代祖師言行的禪宗特有僧傳。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法眼宗僧人道原編就《景德傳燈錄》呈送朝廷，宋真宗命翰林學士楊億等人修訂成書三十卷。這是宋代第一部燈錄，也是有史以來第一部官修禪書。此後陸續編撰了《天聖廣燈錄》、《聯燈會要》、《嘉泰普燈
錄》、《建中靖國續燈錄》，與《景德傳燈錄》合稱為《五燈》。普濟將五燈合一，編成《五燈會元》。
“語錄”是弟子輩對祖師言行的記錄。宋代稍有名望的禪師都有語錄流傳。燈錄和語錄逐漸流傳開來，某些重要燈錄（如《景德傳燈錄》）和語錄成為人們學習和研究的重要典籍，其影響程度甚至超過傳統的佛教經典。燈錄和語錄中記載的一些禪師的言行範例，被稱為“公案”，專門抽出來學習和研究，以作為判別是非、衡量迷悟的準則。
宋代“文字禪”、“看話禪”、“默照禪”的相繼出現，標誌着宋代禪學的演變歷程。其中做出主要貢獻的人物，有臨濟宗的汾陽善昭、圓悟克勤、大慧宗杲和曹洞宗的宏智正覺。
所謂“文字禪”，是指通過學習和研究禪宗經典而把握禪理的禪學形式，它以通過語言文字習禪、教禪，通過語言文字衡量迷悟和得道深淺為特徵。在宋代，“頌古”（對公案進行贊譽性解釋的韻文）和“評唱”（結合經教對公案和相關頌文進行考證、注解的文章），是文字禪最主要的表現形式。
汾陽善昭（公元947—1024年）選擇百則公案，分別以韻文闡釋，撰成第一部《頌古百則》。從此之後，頌古之風盛行禪宗界，並且吸引了士大夫的參加。創作和研究頌古，成為表達是
否“明心見性”的重要手段。你大概注意到，從宋代開始，禪僧的全名都是四個字。前兩個字是道號，後兩個字是法名，簡稱時用法名。至於道號，有的是寺名，有的是菩薩名，有的是庵堂名，有的是地名。不管如何，都看作名字就可以了。
到北宋末年，許多禪僧不僅不能理解公案，也讀不懂解釋相關公案的頌古，於是圓悟克勤（公元1063—1135年）對雲門宗僧人重顯的《頌古百則》進行再解釋，撰成《碧岩集》，這是第一部“評唱”著作。《碧岩集》採用提示綱要、夾注、逐句詳解等方式，結合佛教多種經典解釋公案和相關的頌文，把禪宗融合多種佛學思想的進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此書一出，很快成
為禪林朝習暮誦的重要經典。“文字禪”的發展，反映了禪僧在“不立文字”的口號下，從事大立文字的工作。這與禪宗的初衷是相違背的。
不久，克勤的弟子宗杲（公元1089—1163年）認為，《碧岩集》把禪僧引向重視經典學習，忽視禪修踐行的道路，於是倡導“看話禪”。所謂“看話禪”，就是把公案中的語句（“話”、
“話頭”）作為觀想參究（“看”）的對象，藉以排除一切思慮。經過這樣的長期訓練，能夠促成認識上的突變，真正體驗整體的禪精神，從而確立一種視天地、彼我為一的思維模式，最終在現實生活中達到隨緣任運的精神境界。因此，看話頭的本質在於擺脫公案，超越文字，獲得自我精神解脫。在宗杲之後，看話禪成為禪宗中最有影響力的禪法。
與宗杲倡導看話禪大體同時，曹洞宗僧人宏智正覺（公元1091—1157年）倡導“默照禪”。這種禪法的特點，是把靜坐“歇緣”（排除來自外界和內心的干擾）作為證悟的唯一途徑，在禪宗中和士大夫中也產生了廣泛影響。
淨土信仰在宋代社會廣泛普及，包括禪宗在內的各宗代表人物中都有著名的淨土倡導者。尤其突出的是，阿彌陀佛淨土信仰開始更廣泛的盛行，並且與結社活動聯繫起來，信眾遍及社會
各階層。宋代有影響的淨土弘揚者有延壽、省常、義和等。
喇嘛教與漢傳佛教
在元王朝（公元1260—1368年），有兩個重要社會因素直接影響漢地佛教的發展演變。其一，歧視性的民族政策。元王朝按照族別的不同和地區被征服的先後，把全國人民劃分為蒙古、
色目、漢人和南人四個等級，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以及其它權利和義務等方面，作出種種不平等的規定。由於信奉佛教的漢族等級低下，相應地，漢地佛教在元代整個佛教體系中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由於南人處於最低等級，而作為漢地佛教主體的禪宗又主要在南方流傳，被歧視就不可避免。
其二，不平等的宗教政策。世祖忽必烈時期（公元1260—129年），元王朝逐步推出了不平等的宗教政策。主要內容有兩點。
首先，確立藏傳佛教（喇嘛教）的獨尊地位。忽必烈時期，確定了崇奉藏傳佛教的宗教政策。宣政院的建立、帝師制度的形成，是藏傳佛教統制地位確定的兩個重要標誌。帝師主持宣政院，其他高級藏僧往往在地方任職。例如，出身於唐兀族的楊璉佳，曾總攝江南諸路釋教。幼年從帝師帕思巴出家的西域僧人沙羅巴觀照，歷任江浙、福建等地釋教總統。一些上層藏僧在內地佔據不少規模較大的寺院，作為其傳法的基地，贏得不少信奉者。這樣，喇嘛教在朝廷和民間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其次，確立尊教抑禪的政策。蒙元王朝初期，統治者出於入主漢地的政治需要，重視利用禪宗僧人。到忽必烈時，元王朝扶植的重點從禪宗轉向教門。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忽必烈召集禪僧與教門僧人辯論。在辯論過程中，除了掌握佛教管理大權的藏僧偏袒教僧之外，忽必烈也刁難參加辯論會的禪師。他對禪僧提出一個問題：“我也知道你們修的是上乘法，但是，得法的人，可以入水不溺，入火不燒，你敢不敢坐在熱油鍋中？”很顯然，禪師只能回答“不敢”。參加這樣的辯論，禪宗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從此之後，教門排在禪門之上，元王朝採取了“尊教抑禪”的政策。
憑藉武力征服漢地的蒙古貴族雖然“崇尚釋氏”，所關注的主要是布錢施物、建寺造塔、寫經齋僧、禮佛拜懺之類的功德福業。所以，在帝王和皇親國戚的賞賜、捐贈以及縱容下，佛教寺院經濟畸形發展，除了佔有大量土地之外，還從事工業、商業、金融業。許多寺廟經營解庫（當鋪）、酒店、旅館、貨倉、邸店商店）、養魚場，開採煤礦和鐵礦。有些寺院的財產之富，連藩王國戚都比不上。各地做法事的費用，更是驚人。據延佑二年（公元1318年）統計，各寺佛事日用羊萬頭。
元代漢地佛教以禪宗為主流。北方禪宗有兩支，其一是海雲印簡（公元1202—1257年）一系臨濟宗。印簡歷事成吉思汗、窩闊台、貴由和蒙哥四朝，並且與主管漢地事務的忽必烈關係密切，曾掌管全國的佛教事務。其俗弟子劉秉忠（公元1216—1274年）在忽必烈時負責起草朝儀、官制等典章制度。此系在元初有重要的政治地位，但在禪學方面並沒有什麼建樹。
另一支是萬松行秀（公元1166—1246年）一系曹洞宗，著名者還有林泉從倫、華嚴至溫和雪庭福裕等人。他們也和蒙元貴族關係密切，在管理佛教事務、溝通蒙漢民族關係、把禪宗納入為元王朝服務的軌道方面用力甚多。此系繼承宋代以來文字禪的傳統，重視通過解釋公案來理解、弘傳佛教知識和信仰。行秀曾著《空穀集》，與《碧岩錄》是同類著作，比較流行。此系後來主要在嵩山少林寺發展，是北方禪宗的主力。
南方是臨濟宗的天下，著名人物有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元叟行端等。在禪學上主要繼承宋代宗杲以來的看話禪，並且倡導禪淨教的融合。他們與元王朝的關係比較疏遠，主要是在民間傳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