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孔子的天道觀又是他的社會歷史觀？

孔子認為大道流行時，天下是全體民眾所公有的，「天下為公」，那是大同之世。大道隱蔽時，天下是天子一家所有的，「天下為家」，那是小康之世。大同之世，相當於堯、舜時代，實行禪讓，選拔賢德、有能力的人繼承管治天下。

小康之世，相當於夏、商、西周的時代，實行由君主的子弟世代承襲帝位的制度。小康之世，由於有禹、湯、文王、武王等賢君，以禮治理。天子有權發布禮樂、征伐的命令，所以仍是「天下有道」的。及至春秋時代，諸侯篡奪，天子無權，禮樂、征伐的命令由諸侯發出，這就是「天下無道」之世。

這裡既討論了在不同社會和歷史上，天道的三種狀況，同時也講了不同天道狀況下的三種社會和三段歷史。所以，其天道觀 亦即是其社會歷史觀。

《論語.公冶長》篇6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字子若，名開，曾拜師孔子學習。他想透過享有盛名的孔子引介入朝當官，至於是否能夠勝任？不得而知。只是生逢亂世，小人佞臣當道，孔子想要引薦入仕，內心似乎掙扎不已。

一來，孔子認為漆雕實力不足，拒絕所請，唯恐傷及自信。其次，漆雕的治事能力游刃有餘，只是生處亂世，力挽狂瀾，又談何容易?

孔子愛才惜才，不容懷疑。但，人擺錯位置，得不其所，無異折兵損將。因此孔子善用反問法讓漆雕自揣力有未逮，最後知難而退不再為難孔子。孔子知悉如此善終，心中不自覺地竊喜。

孔子思想概要與弟子對他的評價

孔子思想，影響了中華民族2500年，且傳播到東方的鄰近國家。甚至到了今天，仍有其強大生命力。

天道觀

他的天道觀，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之世」，成為歷代仁人志士的最高理想。他的天人合一觀，要求人們探索天道，弘揚天道，使人道與天道結合，成為儒家學者努力的 方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強調了民事的重要性，形成了我國文化不沉溺於鬼神的傳統。所以在中國古代，沒有出現歐洲中世紀那種宗教控制一切的局面。

道德觀

道德觀方面，孔子主張禮治，與法家主張法治形成鮮明對照。禮治又需以仁為核心，仁就是愛人。從主觀上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客觀上，就是克制私心，克己復禮。仁是包含著各 種德的。推廣仁心去治國，就是德治。達到博施濟眾，便到了「聖」的境界。做到了仁，就成為真正的「人」。孔子所講的「吾道一以貫之」，這個道就是仁，仁就是天道在人身上的體現。

中庸觀

孔子認為，中庸是人們安身立命最重要的標準。中庸便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依天下的正道、定理去做。依不依中庸去做，是君子與小人的分界線。

正名觀

至於治理國家，主要是正名，即 按照其名分，去做這個名分所規定的、應該做的事。春秋時諸侯不按照其名分做事，而篡奪了應該是屬於天子名分的權力，去做決定禮樂及征伐的事，使得「天下無道」，這是必須反對的。

和同觀

只聽下級相同的意見，壓制不同意見；只向上司講與其相同的意見，而不講符合正道的不同意見，叫做「同」。「同」是 小人的做法，足以喪邦。聽取不同的意見，協調各方的觀點，採取合於正道的意見，叫做「和」。「和」是君子的做法，足以興邦。

弟子對孔子的評價

孔子曾自述其為學過程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距。」（《論語．為政》）從十五立志學道，三十為學可以自立，四十而掌握豐富知識，五十明白天命的運行，七十歲心性修養已達到主客觀的圓滿結合，從容自如，不踰天道之規距，臻天人合一的境界了。當時，有位賢者葉公向子路（孔子學生）問及孔子的為人。孔子對子路說，你可以這樣講：「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這幾句是他對自己的評價，實在是非常可貴的。他發憤讀書學道，連吃飯也忘了；他充滿幸福的歡欣，什麼憂慮也忘了；他年紀老邁，但心中充滿朝氣，根本不知自己老了。這就是人道與天道相融所表現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活力，那種幸福無憂的生命感受，那種忘形於天地永保青春的強大動力。

學生顏淵評讚他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論語．子罕》）越是抬頭看他的道，越覺得其高；越用力去鑽研他的道，越覺得其深。有人毀謗孔子，他的學生子貢說：「仲尼不可毀 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子張》）孔子是不可毀謗的。別人的賢能，好比山丘， 還可以超越。孔子是太陽，月亮，不可能超越的。那些人縱要自絕於太陽和月亮，這對太陽和月亮又有什麼損傷呢？只是表示他不自量罷了。

子貢又說：「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論語．子張》）他老人家的不可以趕得上，猶如青天的不可以用階梯爬得上去一 樣。……他的生，百姓都引以為榮耀；他的死，百姓都感到哀悼，怎麼樣能趕得上？子貢這些話，後來都為歷史所證實。

孔子的和同觀

孔子的學生說：「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禮的作用，是以和為可貴。「和」在先秦是個特殊的名義，它與「同」是相對而講的。西周末年，史伯說，西周快要衰敗了。因為周幽王只聽與他完全相同的意見，而排斥與自己不同的意見。聽了不同的意見，把它協調起來，便是「和」；兩個完全相同的意見，是「同」。去和而取同，便會失去聰明。所以必然會衰敗。孔子也是主張要和而反對同。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

魯定公問孔子，有沒有一言喪邦這件事？孔子說，如果做國君的說：「我只喜歡沒有人違抗我的說話。」那麼便聽不到不同的意見。當他的說話是錯誤時，而又沒有人敢違抗，這就接近於一言喪邦了。「如其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論語．子路》）不聽違抗他的不同意見，只聽不違抗他的相同意見，便是去和而取同，這樣做，有可能喪失國家。

孔子把「和」與「同」看作是君子與小人的標誌，又把去和取同看作喪邦的先聲。這些觀點，經過歷史事件的一再證實，直至今天，還是那麼親切、重要。這便是孔子思想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表現。

孔子的正名觀

弘揚天道，要遵循中庸之道。治理天下，實行禮治，又有個正名的問題。子路問，衛君等待你去治理國政，你會首先推行什 ？ 孔子答說：「必也正名乎！」（《論語．子路》正名就是正 定名分。你是什麼身分，就應做你身分的事。你是君，要做君應做的事；你是臣，要做臣應做的事。

齊景公向孔子問國政，孔子答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各人按自己的本分去辦事，國家、家庭都安定了。春秋時為什麼天下無道？就是因為本應由天子決定的禮樂、征伐，卻由諸侯來決定。臣（諸侯）不做臣的事，而做了君（天子）的事，哪能不大亂？諸侯為什麼要篡奪天子之權，違反了禮制？那是為了個人的私心。正名就是正這個禮制的名分，亦即是要求每個人都克己復禮。正名也是要求每個人做事都符合身分，不偏不倚，亦即是中庸之道。

正名本身牽涉到名與實的問題。名與實可以提到邏輯學及認識論的層面去理解。有人曾從這個角度批評孔子，他們說，「實」是第一位的，「名」是第二位的（例如有牛之實，才有牛之名）。孔子正名，是用「名」去糾正「實」，是顛倒主次了。孔子是對的，不論什麼時代，什麼國家、社會，如果在位者不按照自己的名分去辦事，都只能是天下大亂。

孔子的中庸觀

孔子既然要弘揚天道，推行天道，所以立身處世就要求非常符合天道，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這便是中庸之道，也是最重要的做人標準。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論語．雍也》）「中庸」按程頤的注釋：「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中庸章句》）中庸就是天下的正道和定理。

子貢問，師和商兩人（師即子張，商即子夏，都是孔子學生）， 誰強一些？孔子說，師過分些，商有些不及。子貢問，這樣師強一些了？ 孔子說，過和不及同樣是不好的（見《 論語．先進》）。過與不及，都不合中庸之道。

《論語．堯曰》記載了堯讓位給舜時說，上天的任命已落到你身上，你一定要「允執其中」（公允地保持著「中」）。這個「中」就是指中庸。後來舜又把這個原則告訴了禹。在《中庸》一書裡，亦引過孔子的話，說舜處理政事，是執住事物的兩個極端，使用其中間。這個中間，也是中庸之意，即是在兩個極端，取其中間合理之處去實施。

辦事符合中庸正道，就是君子；反乎中庸正道，就是小人。但這個中庸之處，又非固定、呆板，而是會隨形勢而變動的。《中庸》引孔子的話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即隨著時間改變，這個合於正道的中庸之處，也會有改變的。

孔子講的「吾道一以貫之」的道，是指什麼？

孔子講的「吾道一以貫之」的道，是指什麼？

孔子講了這句話後，有些門人也不明白是指什麼，便問曾子，曾子說，貫串孔子全部學說的是忠恕。 按劉寶楠（1933）在《論語正義》的注釋中說：「己立己達，忠也；立人達人，恕也。」 則忠、恕合起來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就是仁者的所為。所以，孔子的一 貫之道即是仁的學說。

孔子的道德觀

小康之世，雖然是大道既隱，但因有好的君主，以禮去節制，所以還算是「有道」。孔子既然要改革「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無道之世」，便提倡禮治。儒家的禮治和法家的法治，就成了春秋、戰國時期兩種對立的治國思想。

據孔子的理解，「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左傳．隱公十一年》）所謂禮，就是政治體制、社會組織、社會秩序等的典章制度。如果當時的諸侯遵守周天子的政 治典章制度，就無權決定天下禮樂征伐之事，便不會有春秋時的諸侯爭霸，強國侵略弱國，天下大亂的無道之世。

但是典章制度畢竟只是一種形式，它是需要有道德的人去執行的。如果沒有仁心的人去執行，就談不上什麼禮了。「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所以孔子認為禮還不是其思想的核心，他的思想核心是仁。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仁最簡單的意義，就是「愛人」。那麼怎樣衡量對人所做的，是不是仁？有積極和消極的兩種做法。積極的是，你想能自立，就使別人也能自立，「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消極的是，自己所不想要的東西，不要加給別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即是說，以自己本性的欲或不欲作標準，去指導自己對別人的做法。

為什麼孔子提出這個標準？這是有他的人性論作基礎的。原來孔子認為人性都是相近似的，其所以相去甚遠，只是後來習染造成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既然人性都是相近的，我所欲的，也是別人的所欲；我所不欲的，也是別人所不欲的。人生下來，其本性都有向好的一面，即是要為自己好去著想。孔子要求我們不但為自己好著想，同時也為別人好著想，這種推己及人便是仁，便是愛人了。

可是，人性中也有私心的一面；人不但難於為別人著想，往往更要損人利己。於是需要有一個客觀的形式，以規範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這便是「禮」。孔子要求人們克制自己損人、損社會的私心，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這就是克己復禮。能夠克己復禮，便是仁（同上）。由此可見，孔子是從兩個角度去衡量仁的。一是主觀的，從人的本性上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是客觀的，從禮的規範上說，克制自己損人的私心，回歸於禮。

仁不但要克己， 要推己及人，而且還要把道德推行於天下。孔子說：「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這五者是指：「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 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 》）恭莊則別人不會侮辱，寬厚就會有眾人擁護，信實會得人信任，勤敏便有功績，慈惠便能使喚人。把自己從善之心，推而使天下人從善，這是他的期望。為要達到此目的，儒家認識到自己責任重大，需要奮鬥終生，死而無憾。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論語．衛靈公》）不要因貪生而損害仁德，為了成全仁德可以犧牲自己。

假如能推廣此仁心，施濟於天下民眾，便達到「聖」的境界。他的學生子貢曾問，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是不是可以叫做仁呢？孔子說：「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論語．雍也》） 從他看來，仁就是作為一個真正的「人」所應具有的品質。《禮記．中庸》 記載他的話：「仁者，人也。」 後來孟子也講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盡心下》）朱熹《孟子集註．卷十四》 中解釋說：「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沒有仁的人，就不成為真正的「人」。一個真正的人，去施行仁，就合天道。

孔子說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解釋這句話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忠恕之道，就是為仁之方。所以孔子的一貫之道，其中心思想就是仁。這樣看，孔子的道，就是要求人成為施行仁的真正的人，這便體現了天道。他的道德觀與天道觀，是渾然一體的。

為何要敬鬼神而遠之？如何孔子說敬鬼神為不智？

為何要敬鬼神而遠之？如何孔子說敬鬼神為不智？

人們不能證明鬼神不存在，所以孔子不敢不敬。但他也不大相信鬼神存在，故只能對之抱一個疏遠的態度。

孔子一生的志願，是建立有道的太平盛世，百姓安居樂業。在他看來，老百姓之事是當務之急，放棄當務之急，而去從事侍奉那些不知是否存在的鬼神，當然是不智。

孔子的天道觀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孔子很少專門談天道。楊伯峻（1995）在《論語譯注》中，做了個統計，他說：在論語中，⋯⋯單言「天」字的，一共十八次。在十八次中，除掉別人說的，孔子自己說了十二次半。在這十二次半中，「天」有三個意義：一是自然之「天」，一是主宰或命運之天，一是義理之天。自然之天僅出現三次，而且二句是重複句：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

巍巍乎唯天為大。（《論語．泰伯》）義理之天，僅有一次：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如果天是人格化的天，也許禱告可博取寬恕。）

命運之天或主宰之天就比較多，依出現先後次序錄述它：

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論語．雍世》）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論語．述而》）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

吾誰欺，欺天乎！（《論語．子罕》）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

另外一次是子夏說的。他說：「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但這話子夏是聽別人說的。聽誰說的呢？很大可能是聽孔子說的，所以算它半次。

單從孔子提到「天」的次數看，「天」當理解為有主宰力量的天，像個人格化了的神。不過，依據孔子為學的態度來揣度，我們相信有意志的天沒有成為他的探索對象，因為他主張「多聞闕疑」和「多見闕疑」（《論語．為政》），於六合之外的鬼神之道，自然存而不論 1；孔子所追求的道顯然不是「主宰之天」的道，也不僅僅是「自然之天」的道，它當是「義理之天」的道。

話雖如此，我們還沒有充分的理由認定《論語》每一處提到孔子所說的道，就是「義理之天」的道；我們重視「義理之天」的道，說孔子所追尋的道就是這樣的天道，因為作為儒家學者，其任務就是尋索此天道，推行此天道，使得天下太平，百姓有福。能夠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就是孔子的志願與理想。當然，這僅是一家之言，有些學者就沒有把天看成天道，在他們看來，下面所提到 的「天道」僅是「道」而已，讀者們當可抱此立場理解下文。

探求天道，實行天道，使人道與天道結合，這就是中國哲學所講的天人合一，也是我國哲學異於西方哲學的一個特點。

孔子沒有很具體地講天道是什麼。淺易地講，天道就是自然界、社會和人的存在與發展的總規律或道理。但用現代的術語去講解古代的哲學範疇，是很難恰當的。而且每個學派所講的道，都有其特定的意義。所以要更確切地理解各學派所講的道，首先便需要弄清各派學說。孔子所理解的天道，就是蘊含在他的全 學說之中。他說：「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這個一貫之道，便是天道的體現。需要注意的是，孔子並未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全部」的道（即類似西方所講的普遍永恆的絕對真理），而說自己還是未「聞道」。他的一生只是不斷地學習道，傳授道，「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宇宙萬物的運行、生滅、都是天道之自然表現。人間理想的聖人舜，就是實踐天道，並以此治理天下的。「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 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無為」就是指去除個人的私欲，順著天道而行，很恭敬地向南坐著帝位，便能治理好天下，這就是天人合一的一個例子。當天道能在世間流行，便是最美好的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禮記．禮運》）

那時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是萬眾共同享有的。但是當有些帝王出來，把天下佔為自己一家所有時，就說明天道沒能暢行於世間了。「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同上）不過，如能有好的君主治理，以禮去節制各人之私心，仍不失為個「小康」之世。在他看來，西周初年，便是這種世道了。及至春秋時期，天子無權主持禮樂征伐，而被諸侯篡奪，便成了無道之世。「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

孔子認為，自己的任務，就是恢復此天道，使天下盛平（他曾經對子路說過：「如果天下有道，我便不會與你們一起來從事改革了。」見《論語．微子》）。可見，他的天道觀又是他的社會歷史觀。

天道之能否在世間恢復，又有個「天命」的問題存在。「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這個「天命」並非上帝或天神的命令之意，而是指人力所做不到的，所不能掌握的。

（《 孟子．萬章上》 說：「…… 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即是說，天下能否轉為有道之世，人們當然應該努力改變，但它本身又有個非人力所能左右的規律或「命運」者在。人的生死、富貴也是這樣，一方面，人們應該積極努力，但另一方面，還有個人力之所不能為的客觀「天命」在。「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這樣，他就把人的主觀因素 與客觀因素（天命）分開，清楚劃分天與人的分野與關係。安身立命便應採克盡人事，等待天命的態度，兩方面都考慮到。

既然客觀的天命，非人力之所能為，於是儒家就把人的努力，集中到人事上，而很重視人事，因為這是人力所能做得到的。 孔子尊敬鬼神，但他認為民事更重要。所以他認為有智慧之人的做法，應是首先把心力放在百姓事務之上，而疏遠鬼神。「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智）矣。」（《論語．雍也》）

子路請教他怎樣服事鬼神。他說，對活人還未能服事好，怎能去服事鬼神。又問，死是怎麼回事？他說，人生的道理還未知道得透，怎能知道死。（ 見《 論語．先進 》）可見，他重視民事，疏遠鬼神，重視民生，而不熱衷探究人死後會怎樣，是否靈魂不滅等問題。事實上，西方經過兩千多年的研究、論爭，這類問題至今仍沒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疏遠鬼神、不熱衷於探究靈魂不滅等問題，是儒家的傳統，也是我國哲學異於西方哲學的一個特點。（東晉南北朝也曾在佛學界有過靈魂不滅之爭，那只是受印度佛教的影響，而且也沒很 好地開展。）

孔子的主要哲學思想和生平

孔子的主要哲學思想

孔子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創立了儒家學派。二千多年來，儒家一直是中國學術界的主流。甚至 到了今天，其影響仍是重要的。在1998年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會議上，大會宣稱：「如果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254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孔子的主要思想包含天道觀、社會歷史觀、天命觀、鬼神觀、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觀，以及中庸、正名、和同等哲學思想。

孔子的生平

孔子（公元前 551—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昌平鄉陬邑人（即今山東省曲阜縣）。他先世是宋國的貴族，因政治上失敗，逃亡到魯國，父親叔梁紇作過陬邑宰。據說他三歲前就喪父，由母親撫養，接受過外祖父顏襄的教誨。家貧，做過低級官吏，管倉庫出納，飼養牛羊。三十歲以後，到過齊，有機會欣賞到堯舜流傳下來的韶樂。因晏嬰的反對，齊君沒有用他。於是返魯，任中都宰，升司空，轉任司寇。五十二歲陪魯定公在夾谷與齊景公會面。景公欲以武力威脅定公，幸孔子周詳策劃，終能獲勝。後來齊國又以美色、歌舞迷惑魯君，孔子屢諫不從，只好在五十五歲時辭職，周遊列國。他到過衛、宋、陳，又返衛、返魯，歷十四年之久。其間他考察各國制度，又帶領學生學習。返魯後，魯君無能，理想始終不獲實現，便專心授徒，直至逝世。

孔子沒有著作，對其言論，他的學生各有記載。死後，學生把這些言語行事，輯而成書，叫做《論語》，是把接聞於孔子的言論編纂起來的意思。書中也記載了若干學生的言語行事。我們研究他的思想，主要是靠這本書。

管子

管子，名夷吾，字仲，河南安徽間穎水上人。齊桓公用他為相，使齊成為春秋五霸的第一個霸主。後傳流《管子》一書，但內容複雜，難於確定哪些是管仲本人的思想。有人認為其中〈大匡〉、〈中匡〉、〈小匡〉三篇較可靠。

《史記．管晏列傳》記載他在齊國「通貸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即是做好經濟工作，使國家富裕，軍事強大，又能順從百姓的好惡。書中接著摘錄了《管子．牧民》的幾句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前兩句是說百姓先要吃飽穿暖，才能講求道德教化。把道德放在溫飽的基礎上，是施政者的重要原則。

後來孔孟的理想，也是遵從這個原則。孔子到衛國，學生冉有問他，對這麼眾庶的百姓，應怎樣施政？孔子說：「富之。」冉有又問，富裕了該怎麼辦？ 孔子說：「教之。」（《論語．子路》）這便是先溫飽，後教化。孟子講到他施行仁政的理想，第一步是使百姓吃飽穿暖「可以無饑矣」，第二步是「謹庠序之教」施行教化（《孟子．梁惠王上》）。

孔孟講了許多話，對於百姓，也就只是這兩句。百姓有了教化，禮義廉恥這「四維」伸張，國家便穩定了。上位者也要服從制度，六親的關係才能堅固。（古代朝中大臣，都是國君的親屬，六親鞏固，亦即是群臣鞏固了。）古人所講的禮，便是指制度典章。所以管子上服度的思想，也就是孔孟的禮治， 德治或仁政的源泉。

下令要順著民心，就像在流水之源處放下東西，會順流而下，暢通無阻。他又「與俗同好惡」，俗人之所欲，便給予他們；俗人之所惡，便代他們除去。後來孔子仁的學說，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與這些思想十分相似。再發展下去便出現孟子「民為貴」的民主思想。

《史記．管晏列傳》中又評論管子：「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 說明管子不但懂得禍福，敗成的轉化關係，而且在實際行動中，還應用了這個理論，使事情進行從禍到福，從敗到成的真正轉化。這些「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的事例，對於後來老子辯證思想的形成，應該會有啟發的。

史伯

從西周末年到孔子前，出現了不少思想家。他們提出的觀點，雖然還未形成有體系的學說，但卻是十分可貴的。伯陽父就是一例，他以陰陽的協調與否，解釋自然的異常變化，並聯繫到社會以及西周王朝的滅亡上，具有時代先鋒的本色。與伯陽父同時的史伯，也是周幽王的太史（有人說史伯即伯陽父），他與鄭桓公討論西周將會滅亡時，指出其原因是由於幽王的專同。所謂專同，就是說幽王只聽與自己相同的意見，而不聽與自己不同的主張。於是老天便把他的聰明奪去，這能夠不滅亡嗎？

根據《國語．鄭語》的記載，在這次交談中，史伯提出了「和」與「同」兩個哲學範疇。

「和」是指「以他平他」，即是一種事物（他）與另一種相對立或相反的事物（他），互相配合或協調（平），就叫做「和」。這樣便能相輔相成，「和實生物」 便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壯大。至於「同」，是指「以同裨同」，即是以相同的東西（同）與相同的東西（同）加在一起（裨）。相同的東西加相同的東西，永遠產生不出新的事物，這就是「同則不繼」。比如把互相不同的土、金、木、水、火互相協調配合，就能產生百物；甜、酸、苦、辣、鹹和諧，才有好的味道；不同的聲調配合，便有好聽的音樂；設立十種等級，以訓導百官，產生千種品級；提出萬種方案，計劃十萬件事情，經營百萬的財物，常有成千萬的收入，以做好無窮多的準備。這些都是「和」的好處。

但如果只要「同」，同一個音調，就沒有不成美味；同一件物，便沒有東西可講。周幽王只要「同」，不要「和」，就變得愚蠢無知，做盡壞事，怎能不滅亡呢？

史伯提出的和、同理論，認為「和」便有生長，發展；「同」便會枯死，包括自然界、社會、思想界，在當時是有影響的，春秋時齊國的晏嬰便對齊侯講過和與同（《左傳．昭公二十年》）。到了孔子也很重視和與同，認為「同」便可以導致一言喪邦；又認為和與同，是君子與小人的分界線。一直以來，這個理論都有強大的生命力。我們的國家便曾被「一言堂」（即只有同一個聲音）帶來許多不幸，以致今後還要記著此種教訓。

殷末周初思想概略

殷末周初至孔子前的思想，雖然材料比較零碎不全，但也隱隱看到一些發展線索。古老的天命觀，認為上帝或天神是主宰一切的，衪能命令誰來統治天下，也能命令另一人去代替原來的統治者。於是慢慢地又感到天命並不是永遠固定不變的，而且衪是會選擇修德的人，得民心的人作天子的。

接著，出現陰陽五行觀，認為兩種對立力量，五類物質互相激盪、交合能化生萬物，形成自然界、社會及其變化發展。 史伯結合這些觀點，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重要思想，並以此說明朝代更替的原因。晏嬰把這些思想運用到君臣關係上，後來孔子也繼承此種思想，認為只喜歡「同」，便是「一言喪邦」，並把「和」、「同」看成是君子、小人分別的標誌。

管仲「倉廩實而知禮節」的觀點，劃出溫飽與教化兩個既區別又相關的步驟；「上服度則六親居固」開始包含孕育禮治的觀念；他對禍福、敗成轉化的認識，對老子思想的形成，應有啟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