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的回響
秉承辛亥革命的傳統，國民政府在政治上走向共和，在文化上也需要建立一個有別於皇朝時代的體制和形象。在這一點上，國民政府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者在理論上應該是立場一致的，更何況，很多國民政府的官員或顧問本就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白話文先鋒胡適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可能你也聽過“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它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者提倡的兩個最主要的奮鬥目標。國民政府在政治體制的建立方面，不一定能夠實現知識分子的民主理想，但在“科學”方面，則至少在表面上不會有什麼異議。在“科學”的旗幟下，國民政府在許多大城市如廣州和上海都建設了不少現代化的硬體，諸如興築馬路、開辦工廠，以及其他公共衛生設施等市政建設。在教育方面，儘管不時有人主張復古讀經，但大體而言，教育當局順應着白話文運動的潮流，逐漸在中小學的語文課程中，引進白話文的成分，而最終使白話文成為中國語文教育的主導。
同樣是在“科學”的旗幟下，民國時期各地政府以及在國民黨控制下的地區，也用雷厲風行的“運動”方式來移風易俗、破除迷信。不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南京的國民政府，都在禮制、曆法、髮式（主要指民初提倡剪辮）、勸禁纏足、喪葬婚嫁、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推行了不少改革舉措，還制定了不少紀念日，務使人民進入一個新的國家秩序中生活。在好些“反迷信”的運動中，黨政人員拆毀廟宇、搗碎神像、充公寺產，這些活動雖然得到一些自視進步的學生支持，卻遭到民眾抵抗和部分學者抨擊，預示了日後黨和政府各派，地方上不同的群體和勢力，以及見解不同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之間的許多矛盾和衝突。
國家建設與文化創造
然而，國民政府的政策，很快就和知識分子特別是帶有自由主義傾向者發生衝突。如果鼓吹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注重的是在中國文化中注入“新”的成分，而這“新”的元素又往往和“西”“歐”等同的話，那麼，從政府的立場看，在建設中華民國的國家和國民身份的大前提下，怎樣體現“中國”這個元素才是建造“文化”的核心關懷。國民政府這種傾向，在
30年代推行的“新生活運動”中表現得最明顯不過。
1934年2月，時值日軍入侵東北三省兩年之後，國民政府為救亡圖存，團結國民，在當時任委員長的蔣介石的領導下，發起“新生活運動”，主張“以最簡易而最急切之方法，滌除我
國民不合時代不適環境之習性，使趨向於適合時代與環境之生活。質言之，即求國民生活之合理化，而以中華民國固有之德性—｀禮儀廉恥´為基準也。”具體的措施，包括舉辦各種
衛生運動、節用運動、愛物運動，提倡“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的生活，以“生活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為“精神建設指標”。
這場落實到生活層面的國民運動，在本質上是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傾向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的立場相左的。在一些國民黨人的發言中，我們甚至可以找到不少對五四運動的批評。到了30–40年代抗日戰爭期間，國家凌駕個人，從政府的立場看來，就更變得毫無疑問了。
以下介紹兩篇文章。一篇是一位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指導員賀衷寒在江西省南昌市新生活運動宣傳大會上的演講。賀曾任國民政府中央陸軍軍校總隊長，負責政治宣傳工作。該演講在
1934年發表。另一篇是邵元沖在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南京分會上的演講，題目是《如何建設中國文化》。邵元沖早年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歷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擔任政教宣傳工作。
賀衷寒《新生活運動之意義》
本來很多人都說，中國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中國人的生活，是精神生活，東方文明，也是精神文明，不須仰給外人的東西，可是在另一方面，一切物質生活，都是去仿效西洋，把西洋的物質生活，通統搬了進來，但是，這絕對不是我們今天新生活所需要的。在這裏我有
句話要說明的，就是新生活運動，不是“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把中國固有的東西都摧毀了。我們今天的新生活運動，是要把中國固有的東西來發揚，所以“五四”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天的新生活運動，完全是那樣絕對不同的東西。用個比喻來說明，“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借他人的外套，來做我們的新衣服穿，我們要知道這是不會合身的。今天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是把我們固有的舊大衣，送到洗染公司裏去洗刷一下，這件大衣，雖說舊了一點，可是穿起來卻比借來的東西要合身段。我們明白了這二者的不同，就知道“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主張把中國固有的東西像禮、義、廉、恥等通統摧毀。把外國的自由主義，階級鬥爭，等學說介紹過來。自從自由主義介紹進來之後，就把中國弄得不能統一了，自從階級鬥爭的學說介紹進來之後，就把中國社會弄得不能夠安寧了。這都是大家所共知的。陳獨秀胡適之諸君所作的新文化運動的結果。因為陳獨秀介紹階級鬥爭的學說，胡適之介紹自由主義的學說，所以弄得現在國家這樣不統一，社會這樣不安寧，而這一筆糊塗賬一般人不歸之於陳獨秀胡適之，卻寫在我們革命黨人的身上。我們知道，一個商人販賣外國貨品，是一個不愛國的商人，但是一個學者販賣外國的不適合於中國的學說，是不是一個不愛國的學者呢？大家如果能夠明白這一點，就會曉得他們的所謂新文化運動的價值了。
新生活運動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底破壞運動，改變成一個建設運動。“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把中國固有的精華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運動，是把中國固有的精華加以發揚。“五四”運動是非忠非孝，要知道忠孝是中國固有的精神，也就是東方固有的精神，無此精神，就無中國。所以今天的新生活運動，就是一個建設的運動，我們不要做破壞的工作，我們要做建設的工夫。
邵元沖《如何建設中國文化》
近年來，社會上對於文化建設的問題，已有很普遍的討論，且已引起一般國民共同的注意，但是所謂文化建設的基礎和路線，應該在什麼地方，應該怎樣去進展，似乎至今還沒有得到正確的結論。在一月份，上海有十位教育家，對於文化建設曾發表一篇宣言，在第一節標題
說是“沒有了中國”，當時初看見的時候，很覺得詫異，以為既然“沒有了中國”，我們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後來看了文字的內容，才知道它所謂“沒有了中國”，並不是中國的國家已經不存在，乃是指中國在文化領域中已沒有了地位。但是，這個論斷，從實際方面來觀察，是不是確切呢？固然，我們相信這幾位教育家對於文化的前途的希望很熱烈，對於國家出路的努力很誠懇，不知不覺就說出這種很有刺激性的話來。但同時在實際方面，
我們覺得這個觀察批評是有疑問的。我們如果說在文化的領域中已沒有了中國的地位，那麼我們看看為什麼在這幾年或這幾十年困難艱苦的環境中間，中國民族還能夠生存，不僅能夠生存，還能夠在愈嚴酷壓迫之下，愈是把奮鬥堅強的精神發揮出來。我們要知道這些隨時隨地表現的精神，就是中國文化結晶的光的炫耀，熱的煥發。中國目前，並不是失了文化的基礎，沒有了中國文化的地位，直截了當的說，就是一部分中國人民失了民族的自信力。
（略）
近代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基礎，本由於工業發展的結果，由工業發展而產生資本主義， 拿資本主義來籠罩一切文化，來支配一切國家社會的勢力。所以資本主義的影響，就是形成個人主義的基礎，由個人主義的發展，在政治方面成為帝國主義，在經濟方面則表示為資本主義。在軍事方面就成為軍國主義。同時，因科學物質的發展，又產生所謂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以物質為社會演變之動力。這種個人主義和唯物史觀的兩個力量，洶湧到了中國，
就毀壞了中國民族尚義輕利的美德。大家儘量發展個人的佔有欲與支配欲，以致現在個人主義在中國能夠這樣普遍地流行，為歷史上所僅見⋯⋯現在我們認清上述的利弊，唯一的要圖，就是再不要失了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力，再不要搖動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礎，而對於文化建設的前途，就要確定一個中心的原則，這種中心原則是應該以“建設中國民族時代的文化”這個定義，來做我們文化建設的基本原則。我們知道中國所要建設的文化，一定是要建設中國的文化，認清了中國文化，然後才知道中國根本上有什麼文化，那一種文化是需我們去保持整理與發揚，那一個文化是適合中國需要。同時我們所要建設的文化，是中國民族的文化，就是不僅要認清那一種文化為我們中國所需要，而且是那中國整個民族為對象。要用這種文化為中國國家民族從困苦艱難的環境中打開一條生路，從這種文化的發展，能夠使中國民族增強民族的力量，充實濃厚的民族意識，表現奮鬥的民族精神，這種文化，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中國民族文化。但是在這種中國民族文化的定義上，還需加以“時代”二字，因為單是“中國民族文化”這個名詞，往往容易誤會到專門去研究中國的舊學，不問從前的文化好壞，是否適合，只把中國幾千年前的書本，生吞活剝的採用了，又走到復古的路上去。所以我們要認識目前所需要的文化，是須合乎時代的文化，這樣才能把中國固有的文化，知道怎樣去整理發揚，而對於西方科學的文化，知道取捨的標準，我們能夠這樣去融會消化，而建設的文化，才真能達到民族的生存和發展。
摘要賀衷寒和邵元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生活運動的看法
賀衷寒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把中國固有的精華摧毀了，新生活運動則是要發揚中國固有的精華，像禮、義、廉、恥等道德觀念。在他看來，五四運動是破壞的運動，新生活運動是建設的運動。
邵元沖認為，要建設的中國文化應該是“中國民族的文化”，在這個問題上，他和賀衷寒的觀點是相同的，所謂中國民族的文化，似乎就是中國“固有的文化”。邵元沖特別強調“時代”二字，是因為他不想被誤會為主張復古，他認為中國固有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樣，不一定全部切合當代中國的需要，兩者都必須加以選取，去蕪存菁。
賀邵二人都反對個人主義，此外，賀衷寒反對階級鬥爭說，邵元沖反對唯物史觀，也就是說，他們不贊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他們的理由是這些思想都弄得中國不能統一和不能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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