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學創作而言，自五四以來，儘管白話文逐漸普及，但隨着白話文成為書面語，它漸漸變成一套脫離現實，遠離群眾的語言。為了向他們心目中的“群眾”靠攏，一些知識分子如語文學家和教育家陳望道就提倡“大眾語運動”，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把大眾語解釋為“大眾高興說、高興聽、高興寫、高興看的語言文字。”如果中國文化在經歷“歐風美雨”的洗禮後，還剩下什麼“中國性”的話，語言肯定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領域，因此，中國語文應該是怎樣的，便成為這個時期有關中國文化的討論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但到底“大眾語”應該是怎樣的呢？這個問題在當時便已經眾說紛紜。有人提出放棄象形文字，採用拼音文字；有人主張吸納方言土語，有人則極力反對，認為這樣會損害國語，有礙統一。“大眾語運動”雖然沒有真正地展開，但是“大眾”這個概念則在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變得神聖化，成為他們進行文化建設的一個新準繩，儘管何謂大眾、誰是大眾，從一開始就無法下定義。
支持大眾語運動的作家，怎樣把理論付諸實踐？下面的文章中，你會讀到一個作家用大眾口語創作的一篇詩歌，同時，也會讀到引用這篇詩歌的作家對大眾語的看法。這篇文章是抗日戰爭時期在香港發表的，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香港的新文學創作緊貼內地的潮流，加上日軍侵華後，大批內地文人南下香港，因此，這時在香港發表的作品，無論內容和風格也與內地的無異，不少作者本身就是來自內地的文人。由於此時英國對日本尚實行綏靖政策，香港報章不容許出現抨擊日軍的字眼，文章中的符號“X”，是作者故意使用以示抗議的。文中的括弧，可能代表某些無法書寫的方言字。
丁菲《朗誦詩與民歌—關於舊形式的利用》
如果每人都承認好的文學作品，都是從生活裏鍛煉出來的，那末民歌就是最有藝術價值的文學作品，它是最能和人們的生活融貫交流打成一團，而且每字每句每個表現的動作，都不會離開人生一步的，我想在文學上，沒有比民歌更貼近人生，適合人生的了。
不過民歌裏所唱的，是他們遭受了社會經濟的，政治的，禮教的壓迫，而對上層社會的反抗。但卻沒有失掉它的時代性而是缺少了目前最需要的抗日內容吧了。因為篇幅的關係，可惜不能舉一例出來，若果要使朗誦詩普遍各地，深入民眾。而達宣傳教育的目的，我們應該
利用民歌的形式，用地方活潑的大眾口頭語，寫進新的內容—XXXXXXXX。貪官漢奸乘機的搶掠和壓榨，失卻家鄉無家可歸饑寒的苦辛⋯⋯對大家吟唱起來，其感動力之大，一定不亞於民歌。
現在讓我舉一首利用廣東民曲舊形式寫的朗誦詩出來，題目是：
募捐購機—
聞警報，亂糟糟。唔企樓梯低，定（ ）避難場。
晚黑㺪唔着，日頭吃唔飽。又怕命唔長，又怕大屋 倒。
成日失失慌，唔知點算好。長遠係咁樣，真係幾惡 擾。
不如咁罷啦，大家解荷包。有剗出多（ ），冇剗出幾 毫。
尤其係商家，與及大闊佬。應該自動捐，唔使帶高 帽。
一千幾百萬，唔係話難抽？財力一集中，自然有步 驟。
多買戰鬥機，多買高射炮。XXXXX，重敢來發矛？
到左個陣時，我地就有靠。最後剗勝利，我都敢擔 保。
勸我各同胞，一於唔使逃。中國打贏仗，大把世界 撈。大把世界撈。
這首詩是青年詩人陳炳熙先生用廣東民歌“急口令”舊形式，用活潑的廣東大眾口頭語寫得，在各處會場上朗誦，曾經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現在朗誦之所以沒有大量地產生，供給宣傳工作者去朗誦，是因為詩人離開大眾太遠了，“詩是詩人的”，而與大眾無關的，詩人們為了國家，為了民族，請你到大眾群中去，觀察大眾的地方習俗，利用大眾活潑的口語，寫出大眾需要的朗誦詩，交給別人去朗誦，至於如何寫法，這是不須我來說的。
這首詩歌是用廣東話寫作的。作者說“詩人離開大眾太遠了”，大抵是因為他覺得一直以來，詩人在創作詩歌時，內容都是一些與大眾無關的東西，在語言方面用的則是大眾不懂的語言，所以他呼籲詩人應該到大眾中去，觀察大眾的地方習俗，利用大眾活潑的口語，寫出大眾需要的朗誦詩。至於是否贊同用方言創作文學一題並無標準答案，你可以在導修課上闡述自己的觀點，也可以聽取其他同學的論點，互相討論。
其實，使用方言創作文學只是“大眾語運動”的其中一個主張，而且只有在抗戰期間，作家以文學為宣傳工具，才稍稍得到認可，卻始終不會成為主流。此外，20世紀30年代中以後 中國知識分子自我定位的轉變，使他們過分崇拜大眾，漸次喪失了獨立自主的批判能力。其後，知識分子們模糊的大眾概念與中國共產黨敵我分明的階級理論結合起來，就成為解放後中國文化建設新的道德理想標準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