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文學和政治的關係異常密切。一方面，活躍於政治舞台的人物，會利用文學來確立意識形態的正統性地位，鞏固自己的統治；另一方面，作家寫什麼，也有意無意地回應着當時的政治發展，文藝評論者對作品的褒貶，往往會以政治標準來衡量。即使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後，文學作品的主題、內容和風格的改變，仍然是從政治目的出發的。
我們將選三個主題來說明當代中國文學的政治。一是從延安時期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初期關於文學應該倡導歌頌，反對暴露的指導思想；二是由1962年發生的《劉志丹》事件引出的利用小說反黨的命題；三是四人幫倒台，改革開放之初有關傷痕文學的討論。
本文先從歌頌文學開始。
歌頌文學
在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下，文學創作應該以歌頌光明為主題，還是以暴露陰暗為責任，從延安時期開始，就是一個爭論的焦點。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了文學應該以歌頌為主的原則，他指責那些不願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從而把本來還是延安文學界中爭論的文學問題，提升為政治問題，影響了後來幾十年中國文學發展的道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最初幾年，新中國生機盎然，蓬勃興旺的社會景象，人們的精神面貌也煥然一新，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和憧憬，作家們激發了空前的創作熱情和對生活的幻想。賀敬之在1956年創作的長詩《放聲歌唱》，就典型地表現了當時作家歌頌光明的激情：
在每一平方公尺的／土壤裏，／都寫着：／我們的／勞 動／和創造；／在每一立方公分的／空氣裏，／都裝滿／ 我們的／歡樂／和愛情。／社會主義的／美酒啊，／浸 透／我們的每一個／細胞，／和每一根／神經。
在這樣一種激情和狂熱中，歌頌新社會、歌頌新生活、歌頌新政權成為新中國文學的主導性潮流。在工農兵應該成為文學作品的主角的觀念下，歌頌成為文學創作的基調。在50年代初 期，一些作品如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1950年發表）以及路翎《窪地上的“戰役”》（1954），只是因為從普通人的感情與心理現實去描寫了工農兵的生活而受到了公開的批評。
這種批評，確立了文學創作必須以歌頌為主的基調，預示了任何從個體的感性經驗出發，對人們的心理描寫和性格刻畫都可能受到批判，更不要說表現和揭露缺點和陰暗面了。這種文學創作政治化的傾向，經歷了後來更加廣泛更加激烈的批判運動，不斷得到強化。其中影響深遠的是1957年對劉賓雁、王蒙等青年作家的作品的批判。
1956年劉賓雁在《人民文學》發表的報告文學《在橋樑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在同一刊物發表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此前後，《人民文學》和各地的一些文學刊物，還發表一批類似的短篇作品。
《在橋樑工地上》描寫在黃河橋樑工地上，只會“領會領導意圖”來維護自己地位的橋樑隊隊長羅立正，與積極變革的青年工程師曾剛的矛盾衝突。類似的衝突，在《本報內部消息》中，以更激烈的方式展開。
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寫的是一個名叫林震的年輕人，到了新的環境，因不能順利融入而感到困惑的故事。在文學創作政治化的環境中，這些在當時抱有滿腔政治熱情和生活理想的青年作者的出發點，也同樣是對社會與政治的關切，要通過文學創作來積極干預生活，但他們的創作，注重從個人生活和情感價值的發掘入手，更真切地表現了社會生活的現實，抨擊了生活的陰暗面。
結果，在文學應該歌頌的政治標準下，這類作品很快就招來了激烈的批判，而劉賓雁、王蒙等人也隨之被劃為右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失去了寫作的權利。
從此，在作品中描寫個人情感，揭露陰暗面，成為中國文學創作的禁區，作家們個個噤若寒蟬，如履薄冰；與此同時，將革命和建設神話化，將英雄人物性格抽象化的歌頌文學大行其道，作品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而愈來愈遠離文學了。
這種以歌頌為文學創作之政治圭臬的傾向，到60年代更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特別是經過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鼓吹，指責寫中間人物，從根本上抹殺和否定了社會主義文藝的歌頌對象（姚文元，1964），把努力塑造工農兵的英雄人物，規定為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任務。（《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歌頌不但成為文學的政治標準，更成為了文學的唯一內容。這種在文學創作中經過長期政治角力形成的歌頌文學的觀念對當代中國文學影響之深，和相關的爭論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之深遠影響中，得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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