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來說，解放初期的作品，着眼於在國民黨統治之下的舊社會和共產黨領導下的新社會的不同，全力表現出正如作家馬烽所說的新的時代，新的生活，新的群眾，積極反映生活中新的革命的具有無限生命力的新事物。1953年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標誌着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的建設時期，繼土地改革後，農業合作化運動在農村中全面展開，在推動這些運動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抵制和障礙，面對革命和現實之間的衝突，作家更傾向於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來展現農村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最終取得勝利。這種敘事風格的轉變，在40年代末至60年代的許多中國文學作品都有迹可尋。在這裏，我們以老舍的《龍鬚溝》、趙樹理的《三里灣》和浩然的《豔陽天》為例，說明這種變化。
老舍在40年代末從美國回來後，根據北京市民的生活狀況，寫出了《龍鬚溝》、《茶館》等一批話劇，表現北京市民生活上的變化，歌頌新時代和北京市政府，反映新舊社會的根本不同。
老舍原名舒慶春，字舍予，滿族，北京人。自20年代便開始從事小說創作，1938年參與建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創作上，以抗戰救國為主題，寫了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1946年應邀赴美國講學，回國後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等職。文化大革命初期因被迫害而棄世。他一生作品無數，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離婚》、《駱駝祥子》、《四世同堂》，劇本《龍鬚溝》、《茶館》等。
《龍鬚溝》是老舍在1951年創作的一套三幕六場話劇。所謂“龍鬚溝”，原是北京城內有名的臭溝。解放後，政府在經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於1950年整修了這條溝。身在北京的老舍目睹這件事件，深受感動，要把這件事用話劇的方式寫出來。龍鬚溝因為長期沒有修整，一下大雨，臭水便淹進貧民的屋子裏，危害百姓的生命財產。老舍這部話劇旨在表現解放前舊社會的官僚，只懂搜刮民脂，從沒想過好好治理龍鬚溝。解放後，新政府積極推動修治龍鬚溝，儘管當中由於政府與人民的認識不盡相同，也發生過衝突，但最後矛盾還是得到解決，龍鬚溝的問題終於被克服了。
在這裏，修治“龍鬚溝”既是一樁真實的事件，也是作家運用的意象和比喻。百姓與溝的矛盾，也就是百姓與舊社會制度的矛盾。新社會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老百姓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戰勝了龍鬚溝，實質上也就象徵着新社會戰勝了舊社會，肯定了共產黨對中國的統治。
在《龍鬚溝》裏，有一個叫程瘋子的人物，是一個四十多歲的曲藝藝人，他因為解放前受到壓迫，不能登台，搬到貧民窟。他很會表演一種叫數來寶的曲藝，卻不幹活，整天穿着長衫，古里古怪的，人們稱他為瘋子。從程瘋子分別在解放前和解放後唱的兩段數來寶，我們可以感受到以龍鬚溝為象徵的中國解放前後的變化。
第一幕：北京解放前
想當初，在戲園，唱玩藝，掙洋錢，歡歡喜喜天天像過年！受欺負，丟了錢，臭鞋、臭襪、臭溝、臭水、臭人、臭地熏得我七竅冒黑煙！（弄水洗臉）⋯⋯我這裏，沒毛病，臭溝熏得我不愛動。 ⋯⋯有一天，溝不臭，水又清，國泰民安享太平。（坐下吃窩頭）
第三幕第二場：一九五零年夏末
我的水，甜又美，喝下去肚子不鬧鬼。我的水，美又甜，一挑兒才賣您五十元。⋯⋯沏茶喝，甜又香，不像先前沏出茶來稠嘟嘟的像麵湯。洗衣裳，跟洗臉，滑滑溜溜又省胰子又省鹼⋯⋯聽着啊—給諸位，道大喜， 人民政府了不起！了不起，修臭溝，上手兒先給咱們窮人修。
請諸位，想周全，東單、西四、鼓樓前；還有那，先農壇，五壇八廟、頤和園；要講修，都得修，為什麼先管龍鬚溝？都只為，這兒髒，這兒臭，政府看着心裏真難受！好政府，愛窮人，教咱們乾乾淨淨大翻身。修了溝，又修路，好教咱們挺着腰板兒邁大步；邁大步，笑嘻嘻，勞動人民努力又心齊。齊努力，多作工，國泰民安享太平！
從程瘋子這兩段數來寶，我們見到解放前龍鬚溝的水又臭又髒，而程瘋子因為被人欺負，也不能繼續工作；解放後的龍鬚溝，水變得又清又甜，人們都願意齊心努力工作，這是因為新
政府愛護窮人，不但修治了龍鬚溝，還改進了北京城許多其他設施。
如果說老舍的《龍鬚溝》展現了以1949年建國為界劃分的舊社會與新社會的矛盾，趙樹理在1955年發表、中國第一部反映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三里灣》，便標誌了作家把政治 和社會矛盾的癥結轉移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上來。
這部小說以三里灣合作社為背景，以開渠、擴社為故事主幹，透過幾個家庭的矛盾糾紛，反映農村各種人物對合作化的態度。儘管合作社的發展因為某些維護個人階級利益的保守落後分子阻撓而歷經波折，但這些人物最終在社會主義的理想的感染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和轉變，證明了合作化運動的合理性。
描寫農村合作化運動中的階級鬥爭的小說，大抵沒有哪一部比浩然的《豔陽天》渲染得更尖銳激烈了。小說以某個農村的農業社黨支部書記蕭長春及其領導的擁護社會主義道路的農民
為一方，以農業社副主任馬之悅和地主、富農和一些落後的富裕中農為另一方，寫後者如何混進共產黨內，蓄意破壞農村的合作化運動和社會主義建設。在浩然筆下，這些階級敵人，氣焰囂張，甚至殘忍殺害蕭長春的兒子，而他們之間的仇恨，又並非簡單的私人恩怨或像浩然所描繪的農村內部矛盾，而是具有深刻的國際和國內背景的，馬之悅鬧的不是個人利益，而是作為反社會主義階級敵人的代理人，搞資本主義復辟。故事的結果當然是代表社會主義道路的蕭長春和他領導的農民取得勝利。
以下，我們選取了趙樹理創作《三里灣》的自述和一篇有關《豔陽天》的文藝評論文章，讓你了解中國文學創作的敘事風格從50年代到60年代所發生的結構性轉變。
與讀者談《三里灣》（節錄）
趙樹理
那時候，農村開始建立了初級農業合作社，共產黨的農村支部帶領着一些有社會主義思想覺悟的人已經走上農業集體化的道路；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人為了保持個體生產的陣地便千方百計來阻礙集體化的順利發展，這樣就形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在這兩條道路上，各有代表人帶着同情自己的人作為一個方面擺開陣勢，不過因為時代和環境的關係，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人雖然費盡心機，也拖不住農業向着集體化的方向發展，最後他們只得分別認輸。
《三里灣》書中所說的人就是在這兩條道路上一些有點代表性的人。我們說他們擺開陣勢，說他們走的是兩條道路，不過是為了說話方便打的一些比方，實際上這兩種勢力的區別，不像打仗或者走路那樣容易叫人看出個彼此來。儘管是同在一塊做活、同在一個鍋裏吃飯的一家人，甚而是夫婦兩口，在這兩條道路的鬥爭中，也不一定同站在一方面。就以一個人說， 也有今天站在這方面，明天又倒向那方面的。在一件事上站在這方面，在另一件事上又站在那方面的。但是總的看來，階級出身或思想意識接近的人們，就又是有意無意地互相擰成一股勁。雙方那是這樣。例如書中的馬多壽，為了想保留他朝着富農方向發展的陣地，就借用
他家世代相傳的封建規矩來控制孩子們，但是因為時代變了，他雖然費盡心機，四個孩子只拖住了一個半；書中的袁天成，在參加黨支部會議時候接受黨的領導，可是一回到家便要接受他那個能不夠老婆領導；能不夠把她領導袁天成的辦法傳給她的女兒小俊，可是小俊用那辦法去領導王玉生，王玉生便不認賬。在這些具體的每個人身上，父子、夫妻都不一定走的是同一條路，一個人在每一段時間每一件事情又表現得不一定統一，但在總的方面，不但兩大份，袁天成和他的糊塗連襟馬多壽願意親上做親，就連村長范登高也能和外來流氓李林虎在抵制開渠那件事上心照不宣地彼此配合。
那時候，我國的農業集體化雖然才開始不久，但是廣大農民遠在民主革命階段就接受過黨的集體思想教育，受過戰爭和土改等集體行動的鍛煉，有過互助組的集體勞動經驗，所以多數人很快就覺悟到農業合作化對自己有利。在這種形勢下，以范登高、馬多壽等人為代表的那
條資本主義道路上的勢力雖然也有它一定的頑強性，可是比起以黨支部書記王金生等人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光明大道上的勢力來要弱得多。所以在鬥過幾個回合之後，他們的隊伍就潰散了，最後就連馬多壽那樣頑固的人也得繳械。
在這種鬥爭中，不論哪個人，也不論自覺不自覺，他們的思想都或多或少起着變化。一開始就站在社會主義那方面的人，有不斷的勝利鼓舞着信心，就不必說了；在資本主義方面的人或者只有一隻腳踏在這方面的人，每打一個回合就要重新拿一次主意。兩隻腳踏在兩條路上的人，在看看大勢之後，會把資本主義道路上那隻腳移過來。袁天成的革命屬於這一類。原來打算頑強地堅持資本主義陣地的人，後來在抵擋不住的時候，就節節後退、步步為營，直到再無立盼之地的時候才肯繳械。馬多壽就屬於這一類。掛着先進的假招牌、暗自和資本主
義勢力聯合起來的人，直到露出馬腳掩蓋不住的時候，才放棄那種勾搭。范登高屬於這一類。⋯⋯不論屬於哪一類，在這種鬥爭中，都起着變化，而且除了該殺的反動分子（本書沒有說這類人）之外，都是或快或慢向着好處變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方面是改造制度（生產
關係），另一方面是改造人。在兩條道路鬥爭中向着好處變的人，也正合乎改造的目的（改造人的主要方法，自然還應該是正面進行思想教育，使大多數人在自覺的情況下進行自我改造）。
總之，《三里灣》這本書，就是敘說那個時候、那個地區、那些人們在那種鬥爭中的那些表現的。
試談《豔陽天》的思想藝術特色（節選）
范之麟
《豔陽天》（第一部）對農村階級鬥爭，兩條道路鬥爭的描寫有着明顯特色。它寫的是一個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年輕的黨支部書記依靠貧下中農向陰謀奪取高級社領導權的階級異己分子作鬥爭的故事。
這一內容的重要意義，在於反映出社會主義改造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以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階級鬥爭的新的特點。
這個特點是，階級敵人力圖採取打進來、拉出去的方式來篡奪我們的基層的領導權，用和平演變的方式來恢復資本主義，對作品內容的這一特點，我們應該充分予以重視。
作品中的階級異己分子馬之悅，掛着共產黨員的招牌，擔任東山塢農業社的副主任，卻趁着城市中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攻的機會，暗中煽動富裕中農鬧事，打擊黨支書兼社主任，企圖獨霸東山塢。
（略）
除了寫出了階級異己分子的活動以外，《豔陽天》對富裕中農的描寫也有特點，這就是把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和階級敵人新的活動方式聯繫起來。階級敵人暗中利用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富裕中農也仰仗當了權的階級異己分子的活動。這樣就明確地表現了富裕中農和階級敵人及其代理人在新的階級鬥爭舞台上的
前台和幕後的關係，以及由此造成的兩條道路鬥爭中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錯綜交織、以敵我矛盾更多地以人民內部矛盾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特點。這在作品裏具體體現在富裕中農彎彎繞、馬大炮和階級異己分子
馬之悅、富農馬齋的關係上面。
由於作者是在黨的思想的照耀下，根據黨的十中全會對階級鬥爭形勢的分析，抓住了階級鬥爭的特點，去描寫1957年的階級鬥爭的，作品就不只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幅歷史的畫面，而且它能夠幫助我們觀察今天農村階級鬥爭的形勢，幫助我們識破階級敵人的新的鬥爭方式，具有現實教育意義。
《豔陽天》的另一個思想特點，是比較堅實地表現了捍衛社會主義的強大階級力量，寫出一群比較鮮明的貧下中農群眾的形象，以及他們在複雜鬥爭中的成長、壯大和必然的勝利。
要想真實地反映出階級鬥爭的總的趨勢，僅僅成功地創造出反面形象而沒有樹立起鮮明的正面形象，來表現革命階級在鬥爭中的強大力量，那是不可設想的。《豔陽天》在反映階級鬥爭上取得的成就，同作者塑造出一群貧下中農和幹部的正面形象是分不開的。這一群形象表
現了在新的階級鬥爭形勢當中捍衛農村社會主義陣地的最可靠的階級力量。
趙樹理在其創作的小說《三里灣》中，把農民的思想分成兩條路線，一種是有社會主義理想覺悟的，已經走上農業集體化的道路的人，另外一種是有資本主義思想的人。他認為這兩類人並非那麼截然分明的，他們有可能存在於同一個家庭，而同一個人也可以在不同時候採取不同的立場。
到了浩然寫《豔陽天》的時候，農村中的反面形象被標籤為階級異己分子和階級敵人，連富裕中農也被劃到階級敵人那一方去。農村中的矛盾，也歸結為階級鬥爭。
從上文的一些作品和分析，你可以看到隨時代的轉變，作品的題材、敘事風格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些變化對讀者大眾又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我們後續會繼續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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