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的歷史環境中，謳歌人民群眾的革命精神，刻畫他們過去的苦難和今天的幸福，成為當時文學創作的主要內容，塑造獻身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正面人物的形象，也就成為當時的作家非常樂意承擔的任務。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在如何描寫人物的問題上，主要關注要寫出人物的性格，要寫得逼真和可信，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後，開始有人提出“表現抗日英雄的典型”是文學創作的一個最光榮的任務。
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文藝表現“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任務，這裏所謂的“新好人”，也就是正在走上歷史舞台中心位置的工農兵。這個觀念，後來為周揚解放後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進一步發揮，在1949年建國前夕舉行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他指出文藝創作要有力地“表現積極人物，表現群眾中的影響模範，克服過去寫積極人物總不如寫消極人物寫的好的那種缺點。”隨後，中國文藝界又就小資產階級能不能算正面人物或積極人物，能否當主角等引起了一場論爭。
中國建國初期，文藝理論界較廣泛使用的是“新的人物”和“英雄人物”這兩個概念。“正面人物”這個概念，在1953年舉行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被提出。周揚在該次會議上認為“文藝作品需要創作正面的英雄人物”，為了突出表現正面英雄人物的光輝品質，甚至可以“有意識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點，使他在作品中成為群眾所嚮往的理想人物。”作家茅盾也提出“應該要求我們的作家把創造人物性格的問題，特別是創造正面人物的藝術形象問題，提到我們創作的首要地位上來。”與此同時，蘇聯文藝界對文學作品過分渲染“理想人物”提出批判，對中國文藝界也產生了很大的衝擊，即便是一些具有批判性的、更能反映社會現實和人物性格的複雜性的文學作品在反右運動中受到攻擊，但文藝界對文藝創作中人物塑造的公式化、概念化和簡單化的傾向，還是抱持批判態度。
到了1960年，文藝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又被冠上了階級成分。周揚在是年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提倡創造最能體現無產階級革命理想的人物，作為社會主義文藝的光榮任務，正面人物這個概念又一時退出了舞台。1962年，又有作家和文藝理論家提出要注意描寫中間狀態的人物。這種描寫中間人物的主張，一方面是反對人物創造上的兩極化傾向，但另一方面，實際上也默認了所謂英雄人物和反動人物這兩個概念壓根兒沒有灰色地帶，不是絕對的好就是絕對的壞。
文藝作品中人物創造的絕對化傾向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展開前夕達到極致。1966年2月，《林彪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發表之後，文藝界中就出現了人物創造要“三突出”的說法，即“在所有的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最主要英雄人物”的原則，一直到70年代中後期，這套原則都佔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
1957年出版的《紅旗譜》和1961年出版的《紅岩》，是當代中國長篇小說成功塑造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其中兩部代表作。
《紅旗譜》作者梁斌，通過朱老忠和嚴志和兩個農民家庭數代的生活變遷和悲歡離合，反映了河北20世紀上半葉歷次革命運動的歷史。梁斌筆下的朱老忠身體矯健、樂觀開朗，見多識廣，膽識過人，是當代中國文學成功塑造的高大的農民形象之一。《紅岩》的作者羅廣斌和楊益言根據親身經歷的獄中生活，以1948年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下的重慶進行地下活動為背景，描寫了共產黨員以頑強的意志抵抗國民黨特務的殘酷迫害，不怕犧牲、艱苦奮鬥，最終取得勝利成果。這部小說用最直接的筆法，生動刻畫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心理。英雄人物精神力量，在敵人施加的肉體摧殘和心理折磨下，更顯堅定、從容，烘托出反面角色的狡詐、殘忍、虛張聲勢和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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