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學術的主流是經學，這是一門和政治關係極為密切的知識系統和價值觀念，對政權起極重要的穩定和監察作用。蒙古人以馬上得天下，亦以馬上治天下，沒有重視漢族這門特殊的學問和觀念，政權亦只維持八十年而覆亡。
滿族入主中原，有懲蒙元的失敗經驗，極力提倡儒學，渥禮士人，而大部分君主亦深好中華傳統學術。於是，清代不單只在武功上邁越漢、唐，而文治之盛亦不遑多讓，不論學術、創作與藝術，都能夠出現集大成式的卓越成就，不啻為中華傳統文化作出極輝煌的總結。中華學術尤其是經學，能夠在滿州異族高壓與懷柔的制馭空隙之中大放異彩，正顯示了經學所蘊含的無尚生機，展現中華學術生命力的強大。
清代二百年經學之盛，令當時的學者自負為足以比肩兩漢，晚清著名經學家皮錫瑞在《經學歷史》裡便譽舉有清一代為「經學復盛時代」。的確，若論研治儒家經典文獻的量來說，可說前無古人。例如阮元領編的《皇清經解》，選收了清中葉前的治經成果，凡一千二百一十二卷，錄書一百八十餘種；後來晚清王先謙踵繼其事，編《皇清經解續編》，有一千四百三十卷之富，收書凡二百零九種。文獻之富，真可謂漪與盛哉。況《經解》和《
續經解》只收錄「漢學」家的治經成果，大批數量不下於正續《經解》的理學文獻或「宋學」研經著述，都在摒棄之列。如果以顧炎武「理學即經學」的觀點審理清代的學術，則清代經學的文獻真是窮畢身氣力也難以通讀。涉及面寬、研治方法精密，「實事求是」，是這一批清代經學文獻的大體特徵。
清代經學文獻儘管繁富，指涉複雜，但從時運轉移和治經態度這關係綜理經學的發展，頭緒是十分明顯的，脈絡亦至為清晰，大抵可以把整個發展劃分三階段，對應世運政治的興衰。
王國維為沈曾值所撰七十壽序，談及有清一代學術三變，頗為精當，足供參考，文云：
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 道咸以降，一變也。
順康之世，於造草昧，學者多勝國（按：勝國一詞，於禮學為已滅亡前朝故國，此指明朝）遺老，離喪亂之後， 志在經世，故多為致用之學，求之經史，得其本
，一掃明代苟且破碎之習，而「實學」以興。
雍嘉以後，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復視為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
道咸以降，涂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
故國初之學 ，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 竊（按：作者自稱）於其間得開創者三人焉，曰崑山顧先生（按：指顧炎武），曰休寧戴先生（按：謂戴震），曰嘉定錢先生（按：即錢大昕）。國初之學，創於亭林（按：顧炎武的號）；乾嘉之學，創於東原、竹汀（按：分別是戴震的字和錢大昕的號）；道咸以降之學，仍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開創者仍當於二派中求之焉。
蓋嘗論之，亭林之學，經世之學也，以經世為體，以經史為用。東原、竹汀之學，經史之學也，以經史為體， 而其所得往往裨於經世，蓋一為開國時之學，一為全盛時之學，其塗術不同，亦時勢使之然也。道咸以降，學者當承乾嘉之風，然其時政治風俗已漸變於昔，國勢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憂之而不知所出，乃或託於先秦、西漢之學以圖變革一切，然頗不循國初及乾嘉諸老為學之成法，其所陳夫古者，不必盡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適中當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盡以理究；如龔璱人（按：指龔自珍）、魏默深（按：指魏源）之儔，其學在道咸後，雖不逮國初乾嘉二派之盛，然為此二派之所不能攝其逸而出此者，亦時勢使之然也。
以「時勢」論定清代學術三變，是切合經學發展的實況。清初學術秉承經世致用的精神，反撥晚明虛浮的學風，顧炎武是其中的表表者，有體有用，精神氣魄是恢宏的。
至中葉清高宗乾隆及仁宗嘉慶期間，清室統治完全穩定下來，文網漸密，懷柔高壓並施，經學亦轉向文獻研治之途，即所謂「經史之學」而已，治學以精微的考訂為尚，戴震和錢大昕是這時期的代表人物。
及至宣宗道光和文宗咸豐的所謂「道咸」 時期，清室已漸走下坡，而外憂內患日亟，時勢已難容許學者遠離國是，求新求變，以謀挽救，是晚清學術的基本取向。此中人物，以龔自珍和魏源發獅子吼為代表，他們的學術飽含一股熱切的憂國情懷，激動人心，即所謂「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盡以理究」，激世之志寄託在先秦西漢的《春秋公羊》學，借題發揮，「不必盡如古人之真」，謀求經世致用，回拍清初的經學精神。
王國維的清學三變論勾勒出二百六十年的經學輪廓，雖然當代學者余英時教授主張學術史的「內在理路（inner logic）」（詳見余英時，1996），認為以政治論學術屬「外緣」的解釋。
但經學和他類學術本質極為不同，經學從兩漢開始，便是以政治領路者的姿態出現，用唐代經學家孔穎達的話，稱之為「救世」，而且兩漢以來，「經世致用」的觀念已根本深埋於經學的核心。經學這種稟賦的屬性，注定要與國運污隆相呼應，而且亦必然於運會衰微之際展示出特殊的魅力和氣魄。
只要審視東漢末葉及清代晚期的情況，對於中國古代學術主流的經學發展脈絡的理路，便很瞭然。以時勢論經學家的反應，是切合經學本質的。對於卷帙浩繁的清代經學遺文，若納入時運的軌轍之中，以史的高度加以瞰視，便能夠掌握理路所在，而不致於泊沒在故紙堆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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