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統治者的提倡；
• 宋元明三代經學的累積；
• 治經方法的自覺和運用；
• 私人講學的誘導；
• 沈潛的民族意識的激宕。
統治者的提倡
滿州統治者入關後，頗優禮儒學，對士子採用懷柔和安撫的政策，務令從根本上穩定政權。清世祖順治在位十六年間，雖天下未寧，已開科取士。順治十二年，便命令順治三年一甲第一名進士傅以漸撰寫《內則衍義》；〈內則〉是《小戴禮記》的一篇，以女教和家法禮儀為主要內容。十四年命傅以漸和曹本榮修《易經通注》。
至康熙繼位，更獎崇儒學，以孔、孟、程、朱之學示天下學者，又多次親赴曲阜孔廟以九叩禮敬拜孔子，御製周公、孔子、孟子廟的碑文和親書勒石，復賜周公、孔子、孟子、子游、朱子、周敦頤等後裔為「《五經》博士」。
《五經》博士於兩漢為官學，由是一變而為聖人之後所專有。提倡宋儒理學不遺餘力。在這種氛圍之中，儒家經學自然燃起甦生的火炬。康熙朝儒臣之首的徐乾學，雖然貪婪枉法，但在康熙帝的支持下，集儒士編成的《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清史稿》譽其「博採眾說，剖析其義」，把宋、明禮說類集，方便翻檢。
及乾隆登位，即命儒臣編纂《三禮義疏》。可見清代統治者對儒學的重視，在提倡朱子理學的同時，於禮學的整理更不遺餘力，從〈內則〉至完整的《三禮》（即《周禮》、《儀禮》和《小戴禮記》），規模漸大。究目的所在，都是冀望借禮學張揚尊卑的意識，於意識型態的層面穩定統治的局面。這種「有為」的儒學倡導，雖不足以令恢宏的漢代經學精神重振，卻為經學的文獻研究提供了發展的空間。
前代經學成果的累積
自漢代以後，經學的黃金時期雖然結束，但經學依然主宰著文化學術以至政治和意識型態。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刪蕪汰繁的經學時期，兩漢經學文獻給有選擇地保留、整理和詮釋，例如鄭玄的《三禮注》為這時期的禮學家所尊崇而奠定不朽的地位，爾後自唐迄今，研治古禮終不能越鄭學的範籬；清人好言鄭玄之學，有「佞鄭」的譏哂，便是強調鄭注的訓詁方法。
在《春秋》方面，西晉杜預的《春秋左傳集解》，一直至當代，依然是研治《左傳》的經典，清儒研治《左傳》，亦難得超越，洪亮吉有《春秋左傳詁》，亦只為復原杜預《集解》之前的漢人注解的面貌而已。
至於《穀梁傳》，東晉范寧著《春秋穀梁傳集解》，《晉書》譽為「其義精審，為世所重」，與何休《公羊解詁》、杜預《春秋左傳集解》，並為研治《春秋》三傳
的經典；逮至晚清鍾文烝（1818—1877 年）以三十年時間，完成《春秋穀梁傳補注》的集大成工作。
於《易》，則西晉王弼以 義理注古文費氏《易》，擺落兩漢象數之學；唐孔穎達納入《五經正義》，自此王弼注的費氏《易》定於一尊。但象數之學是傳統緯學不可分割的部分，治經者是不能漠視的；於是唐人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專錄漢人說法。這部著作，成為清代研治漢《易》的經典，
象惠棟以三十年之力，精研《集解》，著成《周易述》，欲復原兩漢象數《易》學，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譽之為「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視之為「漢學」復興的標誌。
清儒於《詩經》的研究成就卓著，然亦不離唐孔穎達的《毛詩正義》和朱熹《詩集傳》，講究訓詁的宗尚前者，而探求詩義的根本朱《注》。事實上，宋元以來的經學，已經自成面目，
和漢唐大有區別，對於傳世的經傳，不墨守成說，而敢於表示懷疑的意見。舉其著者，如歐陽修《易童子問》謂費氏《易》的《十翼》（即《易傳》）不是孔子所作；而歐陽修、蘇軾、蘇轍謂《周禮》為後出之書；南宋王柏作《詩疑》和《書疑》，更以意去取刪節；這種大膽懷疑的風氣，雖不為經學家廣為接受，但無論在審辨或維護的過程中，必然深化問題的思考，造出更為輝煌的成就。
例如《尚書》於漢代只有廿八篇，因出於西漢伏生，所以稱《今文尚書》；到了東晉，豫章內史梅賾獻上 一部五十八篇的孔安國注《古文尚書》，唐初孔穎達將這部《尚書》納入《五經正義》，於是《今文尚書》亡。但《古文尚書》文從字順，和先秦行文風格不相類，北宋徽宗時期的學者吳
撰《書裨傳》，已指出行文風格不統一的問題，朱熹也深受吳棫的啟發，也對學生說「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但朱熹沒有再深入論證；他的弟子蔡沈撰《書集傳》，雖仍沿五十八篇的古文本，但具體注明今文和古文的情況，並對所謂孔安國《書大序》提出疑問。自元代以後，蔡氏的《書集傳》懸為功令的必讀書，對《古文尚書》的疑惑漸漸深入人心。元代吳澄撰《書纂言》，只解釋今文二十八篇，明確指出其餘廿五篇「無一字無所本」，都是採輯傳注的偽作。至明代梅鷟撰《尚書考異》，具體揭露文句采補的來源，鐵證如山。到了清初，姚際恒《古今偽書考》及《九經通論》，亟辨《古文尚書》的作偽，為同時的閻若璩所推重。閻若璩沈潛三十多年，盡發《古文尚書》的徵結，作《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引經據古，紀昀《四庫提要》謂「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大明」，完全解決了這件經學史上的公案；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便把閻若璩置於卷首，視為「漢學」的典型。閻若璩的成就，可說是宋、元、明三代的成果漸漸累積而成的。
清代經學的創穫，經學家自身的不懈努力固然至為重要，但亦不能忽視過往的大量成果，否則便有掠美之嫌。事實上，經學的問題很多時要在一段長時間內，復經一代代學者的辛勤鑽研方得以解決。對待清代經學的發展，態度應該如此。
治經方法的自覺和運用
清代經學家在研治經典文本上成就卓著，其中一重要的因素，
是對研治的方法或途徑，有極清晰的了解和自覺。《清史稿．儒 林傳序》有一段很典型的話：
綜而論之，聖人之道，譬若宮牆，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踐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學人求道太 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 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是故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敝也。結義確然，雖不踰閑，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
這是一種佯為調和之論，既批評「宋學」先立宗旨虛貫全體的 思想獨斷作風，也不滿「漢學」能入而不能出的錮蔽狀態；實際上標榜的，還是「漢學」以文字訓詁為入門的時代意識。清代乾嘉漢學首領的錢大昕，便很明確說：
夫窮經者必通訓詁，訓詁明而後知義理之趣；後儒不知訓詁，欲以嚮壁虛造之說，求義理所在，夫是以支離而失其宗。漢之經師，其訓詁皆有家法，以其去聖未遠。 魏晉而降，儒生好異求新，注解日多而經益晦。
以「訓詁」為漢代經學的特點，要求治經必須運用漢人的訓詁方法。錢大昕這說法只是以偏蓋全，後來龔自珍加以抨擊而另號「清學」
一目，然錢氏有為而發，意在強調「訓詁」的法門，以文字訓詁為治經必循之途。清代訓詁大師王念孫（1744—1832年）序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謂：
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蓋千七百年無此作矣，則若膺（按：段玉裁的字） 之書之為功也大矣。若夫辯點畫之正俗，察篆隸之繁省，沾沾自謂得之，而於形聲、讀若、轉注、假借之通訓，茫乎未之有聞，是知有文字而不知有聲音訓詁也。
更明確指示治經的階段，視聲音訓詁之學為研治「小學」的關鍵，而「小學」精通方才是研經的基本條件。
所謂「小學」，漢代以來專指語言文字之學，名雖為「小」，卻是一門極實在的學問。兩漢遺留下來的《爾雅》、《方言》、《說文解字》、《廣雅》、《釋名》等，是這門學問的基本典籍。清儒端重訓詁，對這批小學典籍亦特加注意，例如王引之便說：
訓詁之學，發端於《爾雅》、旁通於《方言》。
於是，有清一代的小學，又各為專門，出現了「雅學」、「說文學」的更為專精的學問。如邵晉涵的《爾雅正義》、郝懿行的《爾雅義疏》、錢繹的《方言箋疏》、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都代表著清代小學的卓越成就，是清儒治經方法的自覺所產生的結果，終於蔚然自成大國，於傳統經學之中
別出新面。
私人講學的誘導
清代經學的復盛，人才來自私人講學。私人講學在清代學術史上扮演至重要的角色，官學只重視舉子業，為學士晉身的臺階而已，在整代學術發展的過程中，起不了作用。
私人講學，經師的傳受最受關注，而治經的具體方法亦在師傳的系統之中發揚和成熟。清儒重視師承的風氣最烈，前代難見，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便是時代的產物。所謂師承，指出經學的淵源，以此確立地位；宣稱學有本源，得著名經師的指導，才受到時流的認同。
清代經學，便是在這種重視師承的私學系統中發展，家法或學派的觀念十分濃厚；在漢代有所謂「累世經學」，而在清代，則更成為特色。舉其著者，如惠氏祖孫父子，惠周愓於康熙朝以經學聞名，子惠士奇承家學，深邃經學，至孫惠棟更以治《易》為世所尊。而惠棟有弟子余蕭客，至於時流如王鳴盛、錢大昕、王昶等著名經學家，俱曾向惠棟請教指點。可見惠棟成為乾嘉時代經學師承的一個核心人物，同時另兩位關鍵人物，便是戴震和錢大昕，王國維視這兩位經學家為乾嘉經學的代表人物。錢大昕曾求教於惠棟，而其弟錢大昭，從子錢塘、
錢坫、錢東恒、錢繹、錢侗等，江藩《漢學師承記》謂錢氏「一門群從，皆治古學，能文章，可謂東南之望」。而清代治訓詁之首的王念孫，師事戴震，傳子王引之，而孔廣森和段玉裁都是戴震的門下，又形成另一師承系統。在經學史上，以惠棟為核心的一脈稱為「吳派」，戴震一脈稱為「皖派」，都是透過私人講學張大了「漢學」的門楣。即使晚清主宰學壇的《公羊》今文學，亦莫不是以師友相承、互相呼應唱和而形成披靡的力量。
民族意識潛在的激宕
在異族統治下，經學成就如此輝煌，是很不尋常的現象；尤其是顧炎武和黃宗羲義不仕清，極表民族氣骨，一直為朝野所尊崇，亦視之為清代經學的啟導人物；清室旌表氣節，目的在張揚忠孝，意圖以華夏忠孝倫常理念穩定這被征服的民族，令征服的統治得以長存。然而，對漢族來說，無論清室的政策如何懷柔或高壓，或者怎樣恩威並施，整個民族的心靈創傷是難以消弭於無形的，加上薙髮易服，日常生活已存在最具體的異族統治訊息。清室獎重儒學、表彰忠義是為了長遠的政治考慮，卻無可避免激發起潛伏於整個漢族的民族意識，這是清室意料之外的。值得注意的是，清室自入關後褒揚的是程朱理學，所重用的是所謂理學大臣，即使後來所謂中興名臣的曾國藩，亦主宋學。然而，清代的學術卻不在理學，而是處處向理學最高權威挑戰的「漢學」。「漢學」在清代的開山祖師，而且是特意強調的，便是顧炎武和黃宗羲。值得注意的，是「漢學」一直都在被征服的漢族的民間流行，由下而上。這「漢學」，雖表面
上給解說為「兩漢之學」，但一語相關，亦有漢人自家之學的深層民族情意結的存在。
兩漢的經學以《春秋》為主體。《春秋》的華夷之辨，是《春秋》大義的組成部分。講漢代經學，不能不談《春秋》；但一說《春秋》，則難以避免華夷的問題，對於清室，這是極敏感和要害的。
如果真正的「漢學」 復興，便會民族精神大熾， 一發不可收拾；清室於此， 是不會熟視無睹。清初儒生呂留良專講《春秋》華夷正閏之辨，令清室銜恨至極，以尚未形諸行動，康熙稍示寬容。一旦發現呂留良的思想有挑起舉正的蛛絲馬迹，雍正帝更絕不寬容，即使呂留良已身死多年，也要「發冢斲棺」，銷燬所有著述，家人學生無一倖免。可見，清室對漢族的經學，是極度關注的。而漢人經學便是在異族嚴厲監控的情況下發展，亦只能走上文獻研治的路途，於經學文獻的詮釋和整理寄寓民族的尊嚴，以「實學」抵消清室對程朱理學別有用心的提倡，可以說是潛伏的民族精神
的集體潛意識的反應。
綜以上五項清代經學發展的促動因素，都是錯綜影響，互為相輔。歷史的發展是複雜的，亦有個別事例佚出於常理常情之外，但清代經學既是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奇葩，從史的高度理
解發遑的因由，也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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