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復古之要，由訓詁、聲音以進於東京（指東漢）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以進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故事（指歷史）、文章於一，此「魯一變至道」也。
說明清代經學逆溯兩漢的研究方向，必欲要在考證訓詁的基礎上，向闡釋微言大義發展，才至理想和完整的地步。為全面反映清代經學的成就，我們分列「古學」和「今學」的兩部分論述。
清初的古學
考證和訓詁是古學（或漢學）的必要手段，目的是徵實求真，區別妄偽，復原經傳的本貌、或經說的原委、或文詞的原意，此三者是治古學的宗旨。清初講述「實學」，以古學是趨，是有激於晚明學風空疏，補偏救弊；因此，古學絕戒放言高論，必就事實證據立言，實事求是，頗見近代科學精神。
清初古學最重要的成就，一是顧炎武的音韻學，他的《音學五書》是清代治音韻訓詁的權輿，為清代小學的發展開出新的境界。
清代的訓詁所以遠邁古人，是因為突破文字形體的局限，直接從聲音語言的層面把握文字通假的運用，「因聲求義」，把很多難以理解的字詞講通。而因聲求義的所謂「聲訓」，必須在聲韻學充分發展的前提下才得到實際的效果。
顧炎武的《音學五書》，包括了《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
《音論》成書於明崇禎末年，綜論聲韻學的源流，剖析音韻的重要概念，說明轉注和反切的問題，於訓詁方法論上具有啟創性的意義。
《詩本音》發揚明朝陳第《毛詩古音考》音有古今的主張，明確了聲音也有發展和變化的現象，糾正了宋代學者以今音不協而隨便改變讀法的謬誤；更重要的，是顧炎武歸納《詩經》的押韻字，列本證、旁證，然後歸納出音讀，稱之為擬音，方法切實可循，《四庫提要》便說「南宋以來隨意改讀之謬論，至此始一一廓清，厥功甚鉅」。
《易音》以《周易》歸納古音，認為和《詩》不同的音讀，屬於古代方音，這是顧炎武欲全盤整理上古音的嘗試。《唐韻正》意在訂正《廣韻》的讀音，
指出古今語音的變化和文字假借的關係，對清代文字音韻之學 有極大影響。
《古音表》分古韻為十部，後來的研究在此基礎上發展得更精密合理。
顧炎武自言「予纂輯此書幾三十年，所過山川亭障，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稿，而手書者三」，實在是殫精竭慮之作。其價值在嚴謹的治學精神和慎密可靠的徵實方法。顧炎武表彰經世致用，以切實的學問功夫和恢宏的氣魄啟導後人，有體有用，不愧為清代經學的奠基者。
清初古學另一重要成就，是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這部耗三十年完成的鉅著，籠括了宋、元、明三代對《古文尚書》辨疑的成果，立論一百二十八條，分別說明今本《古文尚書》是晚出的偽書，勾出引用的材料，指出作偽者誤讀古代文獻、並證明所謂孔安國的《傳》亦是偽作。
對於《尚書》學來說，閻若璩的辨偽是大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便說「清初學者對於《尚書》第一件功勞，在把東晉偽《古文尚書》和偽《孔安國傳》宣告死刑」。但對於清室加意提倡的程朱理學來說，則是一極致命的打擊。
程朱理學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為一脈相承的「道統」為整個學理的基礎，而道統之傳在「傳心之奧」，即所謂「心法」。「心法」究竟是甚麼呢？原來就是《古文尚書》其中一篇名為〈大禹謨〉裡四句，這四句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理學家視之為「三聖（即堯、舜、禹）傳授心法」。宋儒結合《小戴禮記．樂記》「滅天理而存人欲」的一句話，解釋〈大禹謨〉
的「心法」，謂「人心者，人欲也，故危殆。道心者，天理也，故精微」。〈大禹謨〉可說是理學的根本理據所在，所以晚明學者朱康流便說：
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淵源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
於是，明代學者攻擊理學的，亦從〈大禹謨〉十六字真言的心法入手。閻若璩以極堅實的證據，指出包括〈大禹謨〉的整部《古文尚書》為偽書，十六字真言根本不是堯、舜、禹的心法，而是出於《荀子》所引用的一部佚書《道經》，是後出的道家言。於是，宋學的整個理論基礎便給連根拔起，清室所極力倡導的程朱理學，便完全喪失了起碼的可信性，權威盡失；異族所推揚的一套意識型態，實可棄之如敝屣，不值一顧。閻若璩實際上是贏了一場意識型態上的硬仗，而古學所隱含的民族色彩由此可見一斑。
顧炎武的經學開出一代治學的方向，閻若璩徹底結束宋學，二氏分別開拓了古學的新局面，治學的氣魄是恢宏的，影響亦極為深遠，貢獻也是無與倫比，王國維以「大」形容清初經學，
十分恰當。
【請等待續閱清代中期和晚期的古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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