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中有這樣一段話，用來表述道教宗派的興起與衰落、斷傳與重生，頗有趣味。《道德經》第十五章：“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在歷史上，有些道派曾一時甚囂塵上，聲勢隆盛，如北宋末期的神霄派，不僅化個大緣，讓宋徽宗做了“教主道君皇帝”，而且在宋徽宗的奉持下，和尚被改稱為“德士”，位列道士之後，宣講神霄派神學的道士林靈素，一時貴盛，令將相側目，但由於內在的宗教精神不足，世俗的尊寵對於陪護宗教精神又非唯無益，而且有害，所以不久便歸於歇絕。這就是
“濁以靜之徐清”，讓渾濁的塵埃落定，使“教”的世俗聲勢不至於成為“道”的蔽障。另外也有些道派，傳教的聲勢雖未大盛，但其宗派旨趣絕而復續，如提倡“忠孝神仙”的淨明道，唐初興起過，後來不知其傳承，南宋和元代又兩次興起過，後來又不知其傳承，近年其發祥地江西西山萬壽宮恢復道教活動，並於2003年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淨明道的立教宗旨又成為教內外關注的焦點之一。這就是“安以動之徐生”，傳教的聲勢影響雖有時歸於平靜，但其立教宗旨的傳承卻不絕如縷。從歷史看道教宗派的興衰、斷傳與再生，總是處於“蔽而新成”的動態中。“蔽而新成”的內在樞軸，則是整體道教的根本宗旨―常道。這層意思，援用道教過往的話語“道無始終，教有先後”，作為立教宗旨的道總還是那樣一個道，但具體的宗派表現形式卻各有不同，而且前後相繼，反映出時代特色。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道教的宗派，我們對其儀態萬千的個性、錯綜複雜的歷史衍變，大抵就能够有一個總體上的把握。
具體討論道教宗派，就不能不從漢末天師道和太平道說起。關於這兩派的組織情况，前面已粗略談到，不再重複，現在再談一下這兩派的立教宗旨。其實，這兩派的創始人，可能曾擁有相同的經書，只是名稱不相同，卷數也不相同。
張陵所得到的，名為《太平洞極經》，共一百四十四卷；張角所得到的，名為《太平清領書》，多達一百七十卷。這部經書，就是流傳到現在的《太平經》。《太平經》不是一人一時的作品，
創作的時間可能很長，創作者也可能很多，所以思想內容極為龐雜。但基本宗旨還是有的，這就是致世太平。為了實現致世太平的理想，作者們想出許多辦法，提出許多建議，其中一些想法，看來很能切中時弊，因此對於要求變革、追求公正的民衆，具有號召力。例如經書中設想，與其聽信經學博士們坐在書齋裏研究政治方案，依據《六經》的注疏來安排社會秩序，倒不如在鄉鎮驛站設置“意見箱”，讓民衆投書來表達自己的願望和要求、問題和主意，然後將這些意見集中及整理，並以天下人的思索解除天下人的疑惑，就不僅能够化解民怨，而且能够及時發現並解决各種社會問題。這樣的提議應該說是切中時弊。因為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儒家的《春秋》等五經就不
僅成為政治决策的基本依據，而且逐漸形成經學文化壟斷的局面，甚至連很平常的刑事案件，也要援引《春秋》中的案例或根據《春秋》的道理進行推斷，即所謂“《春秋》斷獄”，而經學又壟斷着各家各派的學術，所以政治生活的最大問題，就是社會的上層與下層互不通氣，下情不能上達，下層對於上層的决策也無從了解，社會矛盾層出不窮。《太平經》中帶有“民主”意味的設想，不僅抓住了這個根本問題，而且有解决這個問題的方案。這一套設想在太平道中可有推行，現在已不得而知，因為太平道從見於史書記載時起，就處於反抗政府的鬥爭
狀態，這一派的致世太平願望，是通過揭竿起義的軍事行動表 現出來。
至於天師道在巴蜀、漢中地區所推行的政教合一，則顯然帶有《太平經》設想的印記，如天師道在其教區內不設長吏，由祭酒等道教“師”協調事務、解决糾紛，這就將秦朝李斯開始推行的“以吏為師”反過來了，實行的是“以師為吏”；天師道還實行每年三會的制度，即信教民衆每年到各治中心參加三次大集會，主要內容有兩項，一是對校“簿籙”，包括對個人教階的法籙和反映人口情况的戶口簿作調整，二是宣講教法，教導民衆回家後向一家老小轉達，這裏面大概有個宣教布教，以及宣政布政的意思，而社會的不同階層在此也可以交流和溝通，不致形成矛盾。由此看來，漢末道教的兩大派，不僅接受了《太平經》致世太平的信念，而且試圖通過宗教的方式、社會的行動來實現這一信念。
魏晉南北朝時，天師道和太平道的組織系統都被瓦解，道教的傳播因此散落在民間，各種小道派隨機興起，道教進入轉型期。轉型的意思主要有兩點，一是教團組織融入社會從而獲得調整，二是因士族介入，道教的文化形態也有所改變。轉型的重要結果，不是滋生出許多小道派，而是形成了幾個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大道派，如上清派、靈寶派、寇謙之新天師道等。
上清派的創派祖師，按照道教的傳統稱為“魏夫人”。她本是山東任城人，名華存，西晉司徒魏舒之女，嫁南陽劉幼彥為妻，生育二子。由於信仰的原因，魏夫人待二子稍長後，即別館齋居，潛心修道，並當過天師道祭酒。最後以其潛修之精誠，感動神仙王褒等降臨，傳授上清經法。這一套經法，既講密感神通，以獨特的宗教體驗來感悟神靈存在，確立信仰，也講存神內修，包括存精以養身和守虛以養神兩個方面。這樣將神仙信仰落實於個體化的修持實踐，很適合士族的信仰需要，可以作為士族的安身立命之道，所以在江南士族中廣泛流傳。魏夫人以其經法傳授吳郡人楊羲，楊羲傳句容人許謐、許翽父子，在茅山許氏別墅裏抄寫謄錄，並通過降臨扶乩的形式造作新經書。而真正讓這一套經法在士族社會弘傳開來的人，是南梁時的著名道士陶宏景。陶宏景人物俊朗，才藝富贍，本身就是士族社會的名流佳公子，當他脫下代表士族身份的冠服，宣布去茅山學習上清經法時，上清經法在士族社會中的文化品格就提高了。陶宏景又深受梁武帝尊敬，朝政事務，多派使者到茅山諮詢，陶宏景因此被當時人稱為“山中宰相”，更進一步提高了上清經法的聲譽。陶宏景在茅山開館授徒，上清經法因此從秘傳私授的狀態轉向公開傳播。從南北朝後期到唐初，許多有聲望影響、有學問的道士，都受茅山上清經法熏陶，其中如王遠知，既接受過隋煬帝的諮詢，也接受過唐太宗的諮詢。唐太宗為王遠知在茅山興建太平觀，茅山道教在大唐盛世裏就不僅備受皇室尊崇，而且人才輩出，其上清經法也為士林所傾慕。載述上清經法的，主要有《大洞真經》、《黃庭經》等。
靈寶派與上清派，幾乎是在同一個地點同時興起的。靈寶派的淵源雖然可以追溯古遠，但真正成為一個道教法派，卻是從東晉末年句容人葛巢甫造構《靈寶經》開始的，至陸修靜整理其經法科教，即成為道教的一大法派。在道教史上，靈寶派更像一個傳播文化、
整合信仰和教義的遊魂。《周易•繫辭》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遊魂代表事物變化的內在規律，也决定了事物變化的外在模式。靈寶派在道教史上，就發揮着這樣的作用。它本身並沒有一個固定的名山宮觀，作為宗派的發祥地，或以宗壇或祖庭的名義，作為傳播的中心。南宋時，江西清江縣合皂山號稱靈寶宗壇，與茅山、龍虎山合稱“三山符籙”，但相對於靈寶派悠久的歷史來說，那已經是後話，是輝煌的前代的餘緒。
靈寶派在道教史上之所以能够發揮文化遊魂的作用，與其宗旨和科儀模式是分不開的。靈寶派的宗旨，大概就是模仿佛經的語言，來演衍黃老道家的思想觀念。許多《靈寶經》，形式上都像是佛經的翻版，這一點中外學者多有闡述。為什麽要模仿佛經？推想起來，原因大抵有二。其一是佛教在東晉南北朝時影響漸著，很多知識精英都接受了漢譯佛教經論的表述形式，模仿佛經能够迎合這些知識精英的讀書取向，其二是佛經在造神方面確實很見功夫，天馬行空式的神話架構和想像，與教理議論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營造出活生生的西方極樂世界，經書也弄得篇幅很大，很見規模，不像追求典雅的漢文文言，在表述上極講究節約。雖然與佛經表面相似，但《靈寶經》所演衍的卻是黃老道家的思想觀念，其要義，也大致有兩點。第一是堅信天地萬物是一個共同的整體，雖然有天堂，有人間，但天堂與人間只是上下之別，不是被隔離開來的兩個世界，而且天地萬物都有一個共同的生成本元，或謂之“道”，或謂之“三清”，或謂之“元氣”，總之是萬物發生的根本，也是萬物生生不息的原因；第二是堅信天地萬物的生育成長有其自然秩序，就宇宙發生而言是“一氣化三清”，就具象之物而言是生死和循環。這兩點來源於黃老道家的思想觀念，蘊積在神學形式之內，並且貫穿後世道教教義的發展之始終。此外，靈寶派還在天師道宗教儀式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傳統的祭祀儀式、朝野禮儀，建構成系統的“靈寶齋法”，成為後世道教科儀的主體。
寇謙之改革天師道，態度上是否定張陵、張魯一系天師道，稱之為“三張僞法”，但實際予以革除的，只有租米錢稅、男女合氣之術等。這些內容大概適用於漢末動亂，但不適用於北魏時代，加上北魏時天師道在北方散漫無統，科律廢馳，所以寇謙之的改革，放在道教史上來看，是對天師道的匡救。匡救的意義有二，一是對道教的信仰和教義、組織和制度等，重新調整，二是在異族入主中原的時代裏，讓道教作為一種文化規則參與社會秩序的建設。就前一點而言，寇謙之宣稱得太上老君授以天師之位，並傳授《雲中音誦新科之誡》等經書，既繼承了天師道的固有信仰，又從文化上對天師道進行了改革。就後一點而言，寇謙之與出身儒學的司徒崔浩相互呼應，使其“專以禮度為首”的新教義被北魏太武帝接受，北魏太武帝不僅在帝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建道壇，供養道士百二十人，每月做大法會，參加者多達幾千人，而且還親自到道壇受符籙。這件事，就北魏太武帝本人來說是開了個先例，而對於此後的北魏歷代繼位君主來說，都是要遵循的慣例。天師道因此在中國北部得以合法地傳播，並且成為中國北部民族融合的一種文化規則，內容包括信仰太上老君、敬仰神靈、以禮度自持等等。
唐代道士隸籍宗正寺，理由是道士信奉太上老君之教，而太上老君即老子， 姓李名聃， 被認為是李唐皇室的遠祖，所以道士與李唐皇室算是宗親。這樣一來，道士們既被賦予了特殊的榮譽，也無形中受到某種約束，所以終唐一代，道教的主流是不分宗立派的―儘管道教徒對於老子之道的理解並不一致， 但宗奉老子為教主的宗派意識卻是一致的。因此詮釋老子思想理論的重玄學，在唐代特別發達，實際上是唐代道教發展的主流。重玄學所關注的問題，主要有兩個，即“道體”和“體道”。“道體”討論天地萬物最普遍的真理、真相，亦即“常道”的究竟，“體道”則討論個人和社會的物質生活以及精神生活，如何符合“常道”。圍繞這兩個問題所展開的探討，使唐代道教在思想文化上取得豐碩成果，道教的文化形態因此更加成熟，從信仰、教義到教團組織，都更加體系化。
如果說唐代道教宗奉老子的教派認同，表現出道教文化的合力，那麽，宋以後道教宗派滋生，則表現出道教文化的張力。張力的含義主要有二，一是道教自身的宗教形式積久而弊生，有些甚至流於荒誕，對於這些積弊，新生道派是有能力清除的；二是對於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地域的信仰需求，道教有自我調整及適應的能力。
歷史上，全真道是陝西人王重陽創建的一個教派。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王重陽到山東半島傳教，先後收馬丹陽、丘處機等七人為徒，形成全真道的核心教團，後世稱為“全真七子”。在一些地方鄉紳的支持下，王重陽及全真七子在山東半島創建“三教七寶會”、“三教平等會”等組織，開始在民間傳教。這樣，全真道不僅確立了自己的立教宗旨，而且以陝西、山東兩地為中心，形成了自己的修道和傳教模式。公元1222年，丘處機應成吉思汗邀請，從山東遠赴西域大雪山見成吉思汗，以敬天愛民的全真教義相勸諫，深受成吉思汗敬重，使全真道在經歷過長期戰亂磨難的中國北部，能够發揮誘導人心、重建社會秩序的作用，全真道的傳播，也因此進入大盛時期。
從信仰、修持方法等宗教文化的層面來看，全真道主要淵源於唐宋以來的內丹道。內丹道講“性命雙修”，是一種“道德性命之學”，其傳承，在道教內部通常追溯到鍾離權、呂洞賓，即所謂“鍾呂金丹道”。就其作為一個宗派而言，全真道最顯著的特點，是具有强烈而且鮮明的求道意識，這也就是全真道內部經常說的“了生死大事，做全真丈夫”。正是這樣的求道意識，全真道對道教的進一步發展起了正面作用，因為它主張清除淵源古遠，以至北宋末年一時大盛的畫符念咒等巫覡雜術，從而凸現出道教追求常道的本來面目、全體大用的宗教精神。
淨明道是以江西省新建縣西山萬壽宮為中心，主要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傳播的一個道教宗派。這一派尊奉東晉人許遜為祖師，提倡淨明忠孝之道，唐宋元時三次興起，留下多種闡述淨明忠孝之道的著作。唐初有張蘊、胡慧超等道士在西山傳“靈寶淨明”之法，使許遜的信仰漸漸興起，至北宋徽宗時敕封為“神功妙濟真君”，並且仿照洛陽崇福宮式樣擴建玉隆萬壽宮，以許遜為信仰對象的淨明道，就不僅獲得正統地位，而且具有其物
化的基礎。南宋初，周真公等人在萬壽宮建翼真壇，宣講“淨明忠孝大法”，以內心淨明無染為施用法術、忠孝廉慎的根本，並傳度弟子500餘人。元代道士劉玉，再次在萬壽宮弘傳“淨明忠孝之道”，以“垂世八寶”為立教傳教的基本宗旨。“垂世八寶”即“忠孝廉慎寬裕容忍”，被認為是修道成仙、安身立命的準則。在傳承上，淨明道似乎斷斷續續，但强調忠孝神仙，也就是將道教的神仙信仰與儒家倫理結合起來的主張。這樣的結合，是道教適應中國社會的範例。
元明以後，道教的宗派逐漸匯流為全真和正一兩大派，相延至今。兩大派內，各有不同的“宗”，全真派的“宗”主要是按照全真七子的嗣法傳衍來分的，正一派的“宗”則淵源於各自的歷史傳統，如上清茅山宗、嗣漢天師府等。
小結
太平道始創人張角所擁經書名為《太平清領書》，天師道之張陵所擁經書則名為《太平洞極經》，兩者或為相同的經書，同以致世太平為基本宗旨，卻有揭竿起義以遂其願的歷史。太平道和天師道瓦解之後，教團融入社會，再加上士族介入，造成道教文化形態的改變，結果滋生了上清派、靈寶派和寇謙之的新天師道。
上清派形成於東晉，道士魏（存華）夫人為第一代宗師，傳授上清經法，此法既講密感神通，也講存精以養身和守虛以養神，很適合士大夫的需要。許謐和許翽兩父子為第三代，在（江蘇句容市境內之）茅山謄錄經書，並通過降臨扶乩造作新經書；至第九代宗師陶弘景，於茅山開館授徒。從此，上清經法在士族社會裏得以弘傳，不再秘傳私授。
靈寶派也是在東晉時形成，由葛洪之曾孫葛巢甫構造《靈寶經》開始，至陸修靜整理經法科教，即成一大法派。其特點在於模仿佛經的語言，演衍黃老道家的思想，講“一氣化三清”，後世道教從不偏離。此外，靈寶派還在天師道宗教儀式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傳統的祭祀儀式、朝野禮儀，建構“靈寶齋法”，成為後世道教科儀的主體。整理經法科教和建構靈寶齋法兩項功德整合了道教的信仰和教義。
寇謙之自稱得太上老君授以天師之地位，繼承並改革了天師道，標榜“專以禮度為首”的新教義，為北魏太武帝所接受，天師道取得合法地位，在北方傳播。
唐代道士宗奉老子，玄學中的“道體”和“體道”兩個課題受到重視，前者論“常道”為何，後者則論個人和社會如何符合常道，兩個討論促進了道教文化的傳播。宋以後，新生道派冒起，這是道教調整自身形態，以適應地域和階級差異的結果。
全真道為陝西人王重陽所創，金大定七年，他到山東傳教，得丘處機等七人為徒，是為“全真七子”。丘向成吉思汗講敬天愛民，此時之全真道進入大盛期，有鮮明的求道意識，為的是要“了生死大事，做全真丈夫”，在派內清除畫符念咒等巫覡雜術，大講“性命雙修”。
淨明道以江西新建縣萬壽宮為中心，唐、宋、元時有三次興起，唐初有張蘊等傳“靈寶凈明法 ”，許遜的信仰隨後漸漸興起；南宋初，周真公等宣講 “淨明忠孝大法”，元代劉玉再講“淨
明忠孝”，以“忠孝廉慎寬裕容忍”為修道成仙、安身立命的準則，是為“垂世八寶”，與儒學相近，說明道教適應了社會之需要。
元、明以後道教宗派匯流為全真和正一兩大派。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