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4日 星期六

民族與國家觀的新文化

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質疑,不但出自國民政府的文化官員或智囊之口,實際上也是清末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的困境—中國文化要更新,可以從外國吸收養分,但中國這個成分又體現在哪裏?在科學的旗幟下,國民政府對存在於地方上的信仰和民俗心存反感;另一方面,秉承着革命黨的傳統,復古這件帽子也不是國民政府輕易敢戴上的,因此,新生活運動體現的中國文化,只能是幾條抽象的禮儀廉恥等道德標準,沒有什麼實質內容可言。在國民政府以運動的形式去界定中國文化的同時,不同背景的知識分子嘗試從不同的立場界定中國文化,有人主張全盤西化,有人主張尊孔讀經,有人認為要檢討傳統的中國文化,去蕪存菁,擇善而從;有人到鄉村去搜集民間文學和歌謠,為新文學注入新的養分;也有人反省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角色,質疑知識分子以建設文化為己任的權威性。各種的聲音最後隨着左右兩派政治角力,最終左派取勝,而變得愈來愈單一。
民族與國家觀的新文化
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提倡的五族共和(漢、滿、蒙、回、藏),建設中華民族,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擁護。儘管人們都知道,不同族群之間千差萬異,但中華民族這個理想模型, 至少在理論上足以表達共和政體下的國民的民族身份。那麼,屬於中華民族的文化又該是怎樣的呢?
十位教育家在19351月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發表的一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中表達的,他們認為,要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和具有中國的特徵,就必須從事以中國為本位的文化建設。在差不多的時候,以陳序經為代表的另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則主張全盤西化。陳序經在復旦大學攻讀社會科學,1925年畢業後,留學美國,1928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在嶺南、南開等大學任教。
現在請你閱讀以下兩篇材料,一窺這兩類知識分子的見解。你會比較贊同哪一方的主張呢?為什麼呢?
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幹、孫寒冰、黃文山、淘希聖、章益、陳高傭、樊仲雲、薩孟武《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略)
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徵。由這沒有特徵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不能算得中國人。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裏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 裏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
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日本的畫家常常說:“西洋人雖嫌日本畫的色彩過於強烈,但若日本畫沒有那種刺目的強烈色彩,哪裏還成為日本畫!”我們在文化建設上,也需要有這樣的認識。
要從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必須用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我們應在這三方面盡其最大的努力。
(略)
這時的當前問題在建設國家。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建設既已開始文化建設工作亦當着手,而且更為迫切。但將如何建設中國的文化,卻是一個急待討論的問題。有人以為中國該復古;但古代的中國已成歷史,歷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為中國應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長,但地非英、美的中國應有其獨特的意識形態;並且中國現在是在農業的封建的社會和工業的社會交嬗的時期,和已完全進到工業時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們決不能贊成完全模仿英、美。除卻主張模仿英、美的以外,還有兩派:一派主張模仿蘇俄,一派主張模仿意、德。但其錯誤和主張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輕視了中國空間、時間的特殊性。
(略)
在建設的進程中,我們應有這樣的認識:中國是中國,不是任何一個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時,中國是現在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自有其一定的時代性。所以我們特別注意於此時此地的需要。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基礎。
徒然讚美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是無用的;徒然詛咒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也是一樣無用; 必須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其可讚美的良好制度、偉大的思想,當竭力為之發揚光大,以貢獻於全世界;而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則當淘汰務盡,無所吝惜。
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應該,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吸收的標準,當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創造,是迎頭趕上去的創造;其創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領域中因失去特徵沒落的中國和中國人,不僅能與別國和別國人並駕齊驅於文化的領域,並且對於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貴的貢獻。
我們在文化上建設中國,並不是拋棄大同的理想,是先建設中國,成為一整個健全的單位,在促進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
我們已經解釋全盤和徹底採納西洋文化的必要,我們現在可以將一般反對這種主張的人所持的理由的缺點,略為解釋,以為本編的結論。
反對全盤採納西洋文化的人,以為全盤去採納人家的東西,是蔑視輕鄙我們自己的文化,而成為一種自暴自棄的奴性。我們以為我們的文化和西洋的文化的差別,既只有程度的不同,而非種類的各異,則我們全盤採納西洋文化,不過是做進一級的文化生活,安能叫做蔑視輕鄙自己的文化。我們在前一章已經說明,從文化的各方面看去,我們樣樣都不如人,知道樣樣都不如人,不外是承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能夠明白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才有改良缺點糾正錯誤的努力;有了改良缺點和糾正錯誤的努力,才有進步的可能。可知全盤西化,並非鄙視自己的文化。世間只有承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而求改良與糾正的人,才算好漢;世間也只有了這種人,才能夠做君子,才能稱做聖人。孔夫子豈不是說過嗎?“過則勿憚改。”他又說:“堯舜其猶病諸?”那麼能夠自己承認缺點錯誤,而全盤西化,豈不是比諸堯舜還高一層嗎? 孟子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我們見過不改,見善不為,恐怕孟夫子只會說道:“其異於禽獸者幾希。”
退一步來說,若是自己的文化的確是不如人,那麼蔑視輕鄙並非奇怪的事。我們所謂“內華夏外夷狄 ”,《左傳》所謂:“戎禽獸也”的傳統觀念,豈不是蔑視輕鄙文化較低於我們的文化嗎?我們這種夏夷之分,簡直是太不自重,而自貶自己。其實要是夷狄而是禽獸,難道我們自己就不是禽獸。何況亞聖的孟子明明白白的承認當代哲人的墨翟、楊朱乃是禽獸,我們自己之蔑視輕鄙自己,不自今始。今以比我文化較高的西洋眼光來蔑視輕鄙我們,其與我們之蔑視輕鄙夷狄,又有何別?又況我們數百年來之對待西洋人,亦猶數千年來之於夷狄沒有分別,弄到西洋人壓迫我們來放棄夷狄之稱。俗諺曾說,“惟自重者人乃重之”,我不自重,又安能怪他人之不我重。不自重就是蔑視輕鄙自己,今以此罪而加諸主張全盤西化,抑何不思之甚。
進一步來說,所謂全盤西化,正所以重視我們的文化。我們已經說過,中國之趨於全盤西化,不過是時間的長短問題,我們若不自己趕緊去全盤西化,則必為外人所脅迫而全盤西化。然後者的真義,卻又不外是變印度、菲律賓的第二。到了這時,種族且虞蹈着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國之苗人黎人,遑論過去固有的文化。設使我們而能自己趕緊全盤西化,再從而發展擴大,則不但我們自己佔有世界文化的優越地位,就是我們祖宗在歷史上所做過的成就和得到的光榮,也賴我們而益彰。則今日外人所以因鄙視我們的文化,而鄙視我們的祖宗的文化,也能因為他日之重視我們在世界文化所佔之重要位置,而重視及我們的祖宗與其文化。
至說因為全盤西化成為自暴自棄,那更是無稽之談。能夠全盤西化,怎能叫做自暴自棄。因為只有享受祖宗所遺下的文化,不想再有振作的人,乃是自暴自棄的人。反之,能夠努力去全盤西化,才算有用,才算能幹。原來全盤西化,並非一件反掌就得的事,人家費盡無數的腦血時間始達到今日的地位,我們想在短促時期達到同樣的地位,已是不易,何況這些東西樣樣都比我們的文化較為複雜,較為深奧,則其所需的精神腦血,當必很多。試問這個工作,這種成就,是不是庸庸碌碌的自暴自棄的人,所能擔任,所能做到呢?
其次有些反對全盤西化的人,又以為每一民族有一民族的文化,所以文化成為民族的靈魂或是生命所在,文化若是拋棄,則民族也隨之而亡。這種見解的錯誤,在於不明瞭文化是人類適應時代環境以滿足其生活的努力的工具和結果。文化既是人類的創造品,文化不外是人類 的工具,人類的靈魂精神固可以從文化中見之,然而它的真諦,並非保存文化,而在於創造和改變文化。時代和環境既不是永遠和處處不變,那麼文化也不能不隨時代和環境而變遷。過去的文化,是過去人適應時代環境的產物,現代的文化,是現在人適應現代環境的產物。 要想適應現代的時境,則不能不採納現代的文化,同時也不能不排除舊時代舊環境的文化。其實這些道理,並非什麼新奇的道理。五千年前我們的祖宗只會結繩記事,只會穴居野處,也許還是茹毛飲血,也許還是沒有衣裳,恐怕是聚生群處,不知父親而無親戚兄弟夫婦男 女之別,恐怕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地力無有,然而五百年後—四千五百年前,文字有了,宮室有了,飲食是火熟的,衣裳是絲製的,婚姻的制度,父母兄弟親戚的關係,男女的類別也有了。上有元後南面之治,下有人臣北面而助。質言之,這個時代已和 五百年前大不相同了。我們試想四千五百年前的祖宗的文化,已和五千年前的祖宗的文化有了這麼的差別,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們回答是,時境變了。要是四千五百年前的祖宗而想保存了五千年前的文化,那麼恐怕到了現在我們還做野蠻的生活。然而生在今日的我們,卻又 因守着二千年或是四千年前的文化,以為不此之圖,則民族也隨之而亡。殊不知我們四千五百年前的祖宗,沒有固守而且改變和拋棄五千年前的文化,我們的民族還能繁殖不斷,以至如今。那麼文化淪亡則民族難存之愚見的錯誤,是很顯明的了。
反之,像我在上面所說,設使我們不願全盤西化,則將來也許為了西洋文化所壓迫,而至於國家滅亡。到了這個時候,不但固有文化不能保存,連了種族也許滅亡,民族而果亡了,還說保存什麼文化呢?
再次,又有些人以為全盤西化,就使民族不至淪亡,然吾祖宗固有之創作,一旦棄之,豈非很為可惜。我們以為我們之拋棄過去的文化,也像上面所說的四千五百年前的祖宗拋棄五千年前的文化一樣,又何足怪。何況我們過去的文化,乃中國文化發展之一部分,過去或是固 有的文化,雖不能適用於現代的時代環境,然它在歷史上所佔的位置,並不因此而消滅。進一步來說,中國過去或是固有的文化,乃世界文化歷史的一部—一重要部分。就使中國人而不注意,西洋人也必為我們注意。我們近年以來,豈不是時時聽過西洋的人類學者、考古 學者、歷史學者,接踵地來中國蒙古內部各處,調查考究中國的古代人類文化的遺迹嗎?我們又豈不是聽過他們年年都來收買我們的舊書古籍,一幫一幫的運去歐美嗎?我們所謂至聖先師的孔子的名字,既老早已刻在 黎大學的名人錄上,所謂支那學也逐漸地在歐美大學裏 成為課程之一。可知拋棄固有的文化生活,並非忘記了祖宗所傳下的文化。
(略)
反對全盤西化的人,也許說道:所謂全盤的西化的反面,就是全盤的中國文化沒有半點的好處。一種文化之能夠繼續存在到四千餘年之久,未必就沒有半點的好處。我們以為在前一章裏,從文化的各方面來比較,中國的確是不及西洋,所以的確是沒有半點的好處。假使 她是有了半點或不少的好處,這不過是歷史上的好處,而非現在的優點。比方十三世紀從中國輸去歐洲的火藥、印刷、指南針、絲布,以及好多東西,在當時固是優於西洋,然而西洋人接受以後,他們經過六百年來的研究改良,到了現在,樣樣都比了中國為優,樣樣都為 中國所望塵莫及。可知從西洋文化的發展的途程看去,固可找出中國的過去的優越的文化,然從現在的西洋文化的特性分析的方面看去,中國卻沒有一件不是低下於人。設使這些優點是足以自誇自耀的,那麼是十三世 的中國人才能自誇自耀,我們安能掠美,安不自愧。
摘要結論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一文指出“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是因為幾位作者看見當時中國的政治形態、社會組織和思想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了中國的特徵。他們所說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意思是“用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他們既不主張復古,也不主張模仿外國,而主張不論對於古代中國文化還是歐美文化都要加以檢討地、有所選擇地吸收,來創造現代的中國文化。
《東西文化觀》的作者所說的全盤西化,意思是“做進一級的文化生活”。他這樣駁斥那些反對“全盤西化”的主張的人:第一,全盤西化不等於蔑視輕鄙自己的文化,而是要承認自己的文化的不足與缺點;第二,全盤西化不等於自暴自棄,反而是努力去學習別人的優點;第三,全盤西化不等於拋棄自己的文化,讓自己的民族滅亡,反之,每個民族都會為了適應時代環境作出新的創造和發明;第四,全盤西化不等於拋棄自己的祖宗固有之創造。最後,作者認為,已經過去的中國的文化不是沒有好處,但當代的中國文化,則的確不如西洋。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和“全盤西化”兩種有關建設中國文化的主張,並非截然不同。提出“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者和 倡“全盤西化”者,目標都是建設“現代的中國文化”,都是要讓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上有所貢獻;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認為,不論是古今中外的文化,只要它是好的,就應該選取來吸收進現代的中國文化中去。兩派意見當然不是完全沒有差異,但分別主要在於他們對古今中外的文化的評價。

2018年11月22日 星期四

新文化運動與現代化 - 20世紀30–40年代國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早期的陳獨秀在《新青年》和吳宓在《學衡》雜誌中就新文化運動開展的討論,主要還是知識分子之間的學理之爭,但隨着以國民黨和共產黨為主的各種政治勢力在中國政壇上紮穩腳 步,文化就在政制、經濟、軍事和社會以外,成為當政者在建立國家的過程中一個不容忽略的範疇。1928年北伐完成,中國至少在名義上達致統一,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開始對付原來與之合作的共產黨人。隨着國共兩黨政治傾向的分裂,左右兩方人士對如何建立中國文化的看法也各走極端。為了理解共產黨的文化政策的醞釀過程,本文先介紹20世紀30–40年代由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的文化政策,讓讀者稍有認識。
五四運動的回響
秉承辛亥革命的傳統,國民政府在政治上走向共和,在文化上也需要建立一個有別於皇朝時代的體制和形象。在這一點上,國民政府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提倡者在理論上應該是立場一致的,更何況,很多國民政府的官員或顧問本就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白話文先鋒胡適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可能你也聽過“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它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者提倡的兩個最主要的奮鬥目標。國民政府在政治體制的建立方面,不一定能夠實現知識分子的民主理想,但在“科學”方面,則至少在表面上不會有什麼異議。在“科學”的旗幟下,國民政府在許多大城市如廣州和上海都建設了不少現代化的硬體,諸如興築馬路、開辦工廠,以及其他公共衛生設施等市政建設。在教育方面,儘管不時有人主張復古讀經,但大體而言,教育當局順應着白話文運動的潮流,逐漸在中小學的語文課程中,引進白話文的成分,而最終使白話文成為中國語文教育的主導。
同樣是在“科學”的旗幟下,民國時期各地政府以及在國民黨控制下的地區,也用雷厲風行的“運動”方式來移風易俗、破除迷信。不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南京的國民政府,都在禮制、曆法、髮式(主要指民初提倡剪辮)、勸禁纏足、喪葬婚嫁、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推行了不少改革舉措,還制定了不少紀念日,務使人民進入一個新的國家秩序中生活。在好些“反迷信”的運動中,黨政人員拆毀廟宇、搗碎神像、充公寺產,這些活動雖然得到一些自視進步的學生支持,卻遭到民眾抵抗和部分學者抨擊,預示了日後黨和政府各派,地方上不同的群體和勢力,以及見解不同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之間的許多矛盾和衝突。
國家建設與文化創造
然而,國民政府的政策,很快就和知識分子特別是帶有自由主義傾向者發生衝突。如果鼓吹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注重的是在中國文化中注入“新”的成分,而這“新”的元素又往往和“西”“歐”等同的話,那麼,從政府的立場看,在建設中華民國的國家和國民身份的大前提下,怎樣體現“中國”這個元素才是建造“文化”的核心關懷。國民政府這種傾向,在 30年代推行的“新生活運動”中表現得最明顯不過。
19342月,時值日軍入侵東北三省兩年之後,國民政府為救亡圖存,團結國民,在當時任委員長的蔣介石的領導下,發起“新生活運動”,主張“以最簡易而最急切之方法,滌除我 國民不合時代不適環境之習性,使趨向於適合時代與環境之生活。質言之,即求國民生活之合理化,而以中華民國固有之德性—`禮儀廉恥´為基準也。”具體的措施,包括舉辦各種 衛生運動、節用運動、愛物運動,提倡“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的生活,以“生活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為“精神建設指標”。
這場落實到生活層面的國民運動,在本質上是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傾向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知識分子的立場相左的。在一些國民黨人的發言中,我們甚至可以找到不少對五四運動的批評。到了30–40年代抗日戰爭期間,國家凌駕個人,從政府的立場看來,就更變得毫無疑問了。
以下介紹兩篇文章。一篇是一位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指導員賀衷寒在江西省南昌市新生活運動宣傳大會上的演講。賀曾任國民政府中央陸軍軍校總隊長,負責政治宣傳工作。該演講在 1934年發表。另一篇是邵元沖在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南京分會上的演講,題目是《如何建設中國文化》。邵元沖早年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歷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擔任政教宣傳工作。
賀衷寒《新生活運動之意義》
本來很多人都說,中國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中國人的生活,是精神生活,東方文明,也是精神文明,不須仰給外人的東西,可是在另一方面,一切物質生活,都是去仿效西洋,把西洋的物質生活,通統搬了進來,但是,這絕對不是我們今天新生活所需要的。在這裏我有 句話要說明的,就是新生活運動,不是“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把中國固有的東西都摧毀了。我們今天的新生活運動,是要把中國固有的東西來發揚,所以“五四”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天的新生活運動,完全是那樣絕對不同的東西。用個比喻來說明,“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借他人的外套,來做我們的新衣服穿,我們要知道這是不會合身的。今天的新生活運動是什麼,是把我們固有的舊大衣,送到洗染公司裏去洗刷一下,這件大衣,雖說舊了一點,可是穿起來卻比借來的東西要合身段。我們明白了這二者的不同,就知道“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主張把中國固有的東西像禮、義、廉、恥等通統摧毀。把外國的自由主義,階級鬥爭,等學說介紹過來。自從自由主義介紹進來之後,就把中國弄得不能統一了,自從階級鬥爭的學說介紹進來之後,就把中國社會弄得不能夠安寧了。這都是大家所共知的。陳獨秀胡適之諸君所作的新文化運動的結果。因為陳獨秀介紹階級鬥爭的學說,胡適之介紹自由主義的學說,所以弄得現在國家這樣不統一,社會這樣不安寧,這一筆糊塗賬一般人不歸之於陳獨秀胡適之,卻寫在我們革命黨人的身上。我們知道,一個商人販賣外國貨品,是一個不愛國的商人,但是一個學者販賣外國的不適合於中國的學說,是不是一個不愛國的學者呢?大家如果能夠明白這一點,就會曉得他們的所謂新文化運動的價值了。
新生活運動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底破壞運動,改變成一個建設運動。“五四”的新文化運動,是把中國固有的精華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運動,是把中國固有的精華加以發揚。“五四”運動是非忠非孝,要知道忠孝是中國固有的精神,也就是東方固有的精神,無此精神,就無中國。所以今天的新生活運動,就是一個建設的運動,我們不要做破壞的工作,我們要做建設的工夫。
邵元沖《如何建設中國文化》
近年來,社會上對於文化建設的問題,已有很普遍的討論,且已引起一般國民共同的注意,但是所謂文化建設的基礎和路線,應該在什麼地方,應該怎樣去進展,似乎至今還沒有得到正確的結論。在一月份,上海有十位教育家,對於文化建設曾發表一篇宣言,在第一節標題 說是“沒有了中國”,當時初看見的時候,很覺得詫異,以為既然“沒有了中國”,我們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後來看了文字的內容,才知道它所謂“沒有了中國”,並不是中國的國家已經不存在,乃是指中國在文化領域中已沒有了地位。但是,這個論斷,從實際方面來觀察,是不是確切呢?固然,我們相信這幾位教育家對於文化的前途的希望很熱烈,對於國家出路的努力很誠懇,不知不覺就說出這種很有刺激性的話來。但同時在實際方面, 我們覺得這個觀察批評是有疑問的。我們如果說在文化的領域中已沒有了中國的地位,那麼我們看看為什麼在這幾年或這幾十年困難艱苦的環境中間,中國民族還能夠生存,不僅能夠生存,還能夠在愈嚴酷壓迫之下,愈是把奮鬥堅強的精神發揮出來。我們要知道這些隨時隨地表現的精神,就是中國文化結晶的光的炫耀,熱的煥發。中國目前,並不是失了文化的基礎,沒有了中國文化的地位,直截了當的說,就是一部分中國人民失了民族的自信力。
(略)
近代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基礎,本由於工業發展的結果,由工業發展而產生資本主義, 拿資本主義來籠罩一切文化,來支配一切國家社會的勢力。所以資本主義的影響,就是形成個人主義的基礎,由個人主義的發展,在政治方面成為帝國主義,在經濟方面則表示為資本主義。在軍事方面就成為軍國主義。同時,因科學物質的發展,又產生所謂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以物質為社會演變之動力。這種個人主義和唯物史觀的兩個力量,洶湧到了中國, 就毀壞了中國民族尚義輕利的美德。大家儘量發展個人的佔有欲與支配欲,以致現在個人主義在中國能夠這樣普遍地流行,為歷史上所僅見⋯⋯現在我們認清上述的利弊,唯一的要圖,就是再不要失了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力,再不要搖動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礎,而對於文化建設的前途,就要確定一個中心的原則,這種中心原則是應該以“建設中國民族時代的文化”這個定義,來做我們文化建設的基本原則。我們知道中國所要建設的文化,一定是要建設中國的文化,認清了中國文化,然後才知道中國根本上有什麼文化,那一種文化是需我們去保持整理與發揚,那一個文化是適合中國需要。同時我們所要建設的文化,是中國民族的文化,就是不僅要認清那一種文化為我們中國所需要,而且是那中國整個民族為對象。要用這種文化為中國國家民族從困苦艱難的環境中打開一條生路,從這種文化的發展,能夠使中國民族增強民族的力量,充實濃厚的民族意識,表現奮鬥的民族精神,這種文化,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中國民族文化。但是在這種中國民族文化的定義上,還需加以“時代”二字,因為單是“中國民族文化”這個名詞,往往容易誤會到專門去研究中國的舊學,不問從前的文化好壞,是否適合,只把中國幾千年前的書本,生吞活剝的採用了,又走到復古的路上去。所以我們要認識目前所需要的文化,是須合乎時代的文化,這樣才能把中國固有的文化,知道怎樣去整理發揚,而對於西方科學的文化,知道取捨的標準,我們能夠這樣去融會消化,而建設的文化,才真能達到民族的生存和發展。
摘要賀衷寒和邵元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生活運動的看法
賀衷寒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把中國固有的精華摧毀了,新生活運動則是要發揚中國固有的精華,像禮、義、廉、恥等道德觀念。在他看來,五四運動是破壞的運動,新生活運動是建設的運動。
邵元沖認為,要建設的中國文化應該是“中國民族的文化”,在這個問題上,他和賀衷寒的觀點是相同的,所謂中國民族的文化,似乎就是中國“固有的文化”。邵元沖特別強調“時代”二字,是因為他不想被誤會為主張復古,他認為中國固有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樣,不一定全部切合當代中國的需要,兩者都必須加以選取,去蕪存菁。
賀邵二人都反對個人主義,此外,賀衷寒反對階級鬥爭說,邵元沖反對唯物史觀,也就是說,他們不贊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他們的理由是這些思想都弄得中國不能統一和不能安寧。

2018年11月21日 星期三

“舊文化”與“新文化”-- 陳獨秀vs.吳宓對新舊文化的觀點

你應該對“五四運動”略有所聞吧?簡單來說,“五四運動”是指191954日,北京各院校學生因北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上談判失敗,無法維護中國的權益,而舉行的大規模集會、罷課和示威遊行的活動。“五四”由此成為中國學生運動的精神標誌,並聯繫到在1919年以前已經出現的各種新文化新思潮湧現的現象,史稱“五四新文化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具代表性的刊物,莫過於1915年創刊的《青年雜誌》(後於1916年改名為《新青年》),而其中最重要的主理人和撰稿人,就是陳獨秀。《新青年》內發表的各種文章,主張要用民主和科學來“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指三綱五常、忠孝節義是“奴隸之道德”,與“今世之社會國家”不相容,因而掀起了“打倒孔家店”(即孔子思想)的潮流。在文學方面則提倡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主張文體改革和文學領域內的革命,與反對舊政治、舊思想息息相關。
新文化運動者這些見解,在當時很多人看來未免極端,陳獨秀似乎也嘗試作出一些澄清,闡明他對“新文化運動”的真正想法。事實上,並不是所有中國知識分子都贊同“新文化運動”,而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人,也不等於仇視西學和新學,相反,他們許多對西方文化了解甚深,像吳宓便是在美 國攻讀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並在1921年取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當時,抱不同立場的知識分子就這個問題發表了大量文章,展示了多場筆戰,有些比較激進,有些比較溫和,也有很多被認為是抱頑固守之士,但不管怎樣,都反映了20世紀初各種言論百花齊放的氣氛。
以下分別介紹陳獨秀與吳宓的文章,介紹他們對新舊文化的看法: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是什麼》
“新文化運動”這個名詞,現在我們社會裏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內容是些什麼,倘然不明白他的內容,會不會有因誤解及缺點tt發生流弊的危險,這都是我們贊成新 文化運動的人應該注意的事呵!
要問“新文化運動”是什麼,先要問“新文化”是什麼;要問“新文化”是什麼,先要問“文化”是什麼。
文化是對軍事、政治(是指實際政治言,至於政治哲學仍應該歸到文化。)、產業言,新文化是對舊文化言。文化底內容,是包含着科學、宗教、道德、美術、文學、音樂這幾樣;新文化運動,是覺得舊的文化還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
科學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是指自然科學言,廣義是指社會科學言。社會科學是拿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用在一切社會人事的學問上,像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法律學、經濟學等,凡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說明的都算是科學;這乃是科學最大的效用。我們中國人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有科學的權威;向來不認識自然科學以外的學問,也要受科學的洗禮;向來不認識西洋除自然科學外沒有別種應該輸入我們東洋的文化;向來不認識中國底學問有應受科學洗禮的必 要。我們要改去從前的錯誤,不但應該提倡自然科學,並且研究、說明一切學問(國故也包括在內),都應該嚴守科學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烏煙瘴氣的妄想、胡說。現在新文化運動聲中,有兩種不祥的聲音:一是科學無用了,我們應該注重哲學;一是西洋人現在也傾向東方文化了。各國政治家、資本家固然利用科學做了許多罪惡,但這不是科學本身底罪惡;科學無用,這句話不知從何說起?我們的物質生活上需要科學,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離開科學也很危險。哲學雖不是抄集各種科學結果所能成的東西,但是不用科學的方法下手研究、說明的哲學,不知道是什麼一種怪物!⋯⋯
宗教在舊文化中佔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沒有他。人類底行為動作,完全是因為外部的刺激,內部發生反應。有時外部雖有刺激,內部究竟反應不反應,反應取什麼方法,知識固然可以居間指導,真正反應進行底司令,最大部分還是本能上的感情衝動。利導本能上的感情衝動,叫他濃厚、摯真、高尚,知識上的理性、德義都不及美術、音樂、宗教底力量大。知識和本能倘不相並發達,不能算人間性完全發達。⋯⋯現在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既不注意美術、音樂,又要反對 宗教,不知道要把人類生活弄成一種什麼機械的狀況,這是完全不了解我們生活活動的本源,這是一樁大錯。我就是首先認錯的一個人。
我們不滿意於舊道德。是因為孝弟底範圍太狹了。說什麼愛有等差,施及親始,未免太猾頭了。就是達到他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的理想世界,那時社會的紛爭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現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擴充為全社會的友愛。現在有一班青年卻誤解了這個意思,他並沒有將愛情擴充到社會上,他卻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幟,拋棄了他的慈愛的,可憐的老母;這種人豈不是誤解了新文化運動的意思?因為新文化運動是主張教人把愛情擴充,不主張教人把愛情縮小。
通俗易解是新文學底一種要素,不是全體要素。現在歡迎白話文的人,大半只因他通俗易解;主張白話文的人,也有許多只注意通俗易解。文學、美術、音樂都是人類最高心情底表現,白話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為止境,不注意文學的價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說是新文學,這也是新文化運動中一件容易誤解的事。
(略)
二、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創造的精神。創造就是進化,世界上不斷的進化只是不斷的創造,離開創造便沒有進化了。我們不但對於舊文化不滿足,對新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但對於東方文化不滿足,對於西洋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滿足才有創造的餘地。我們儘可以前無古人,卻不可後無來者,我們固然希望勝過我們的父親,我們更希望我們不如我們的兒子。
三、新文化運動要影響到別的運動上面。新文化運動影響到軍事上,最好能令戰爭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運動底朋友不是敵人。新文化運動影響到產業上,應該令勞動者覺悟到他們自己的地位,令資本家要把勞動者當做同類的“人”看待,不要當做機器、牛馬、奴隸看待。新文化運動影響到政治上,是要創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現實政治底羈絆。譬如中國底現實政治,什 麼護法,什麼統一,都是一班沒有飯吃的無聊政客在那 裏造謠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無關係,不過是 各派的政客擁着各派的軍人爭權奪利,好像狗爭骨頭一 般罷了。他們的爭奪是狗的運動。新文化運動是人的運 動;我們只應該拿人的運動來轟散那狗的運動,不應該 拋棄我們人的運動去加入他們狗的運動。
吳宓《論新文化運動》
近年國內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焉,其持論則務為詭激,專圖破壞。然粗淺謬誤,與古今東西聖賢之所教導,通人哲士之所述作,歷史之實迹,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與常識,悉悖逆抵觸不相合。其取材則惟選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視為糟粕、為毒酖者,舉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體。其行文則妄事更張、自立體裁,非馬非牛,不中不西,使讀者不能領悟。其初為此主張者,本係極少數人,惟以政客之手段,到處鼓吹宣布,又握教育之權柄。值今日中國諸凡變動之秋,群情激擾,少年學子熱心西學,苦不得研究之地、傳授之人,遂誤以此一派之宗師,為惟一之泰山北斗。不暇審辨,無從決擇,盡成盲從,實大可哀矣。惟若吾國上下,果能認真研究西洋學問,則西學大成之日,此一派人之謬誤偏淺,不攻自破,不析自明。但所慮者、今中國適當存亡絕續之交,憂患危疑之際,苟一國之人,皆醉心於大同之幻夢,不更為保國保種之計,沉溺於淫污之小說,棄德慧智術於不顧,又國粹喪失,則異世之後,不能還復。文字破滅,則全國之人不能喻意。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幾百改革建設,皆不能收效。譬猶久病之人,專信庸醫,日服砒霜,不知世中更有菽粟,更有參餌。父母兄弟,苟愛此人。焉能坐視不救。嗚呼!此其關係甚大,非僅一人之私好學理之空談。故吾今欲指駁新文化運動之缺失謬誤,以求改良補救之方。孟子日:“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略)
嗚呼!今新文化運動,其所販入之文章、哲理、美術,殆皆類此,又何新之足云哉。文化二字,其義渺茫,難為確定。今姑不論此二字應為狹義廣義,但就吾國今日通用之意言之,則所謂新文化者,似即西洋之文化之別名,簡稱之曰歐化。自光緒末年以還,國人動憂國粹與歐化之衝突,以為歐化盛則國粹亡。言新學者,則又謂須先滅絕國粹後始可輸入歐化。其實二說均非是。蓋吾國言新學者,於西洋文明之精要,鮮有貫通徹悟者。苟虛心多讀書籍,深入幽探,則知西洋真正之文化與吾國之國粹,實多互相發明,互相裨益之處,甚可兼蓄並收,相得益彰。
對陳獨秀與吳宓觀點的評論
陳獨秀指出人們對新文化運動的誤解有以下幾方面:(1)以為科學無用,主張注重哲學;(2)反對宗教,把生活弄成一種機械的狀況;(3)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幟,揚棄孝悌等舊道德思想;(4)主張白話文的人只注重通俗易解,而忽略文學的價值。
吳宓認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缺失在於新文化運動者往往只選取一些在西方已屬落後的思想或文章介紹到中國,對西方文化的認識膚淺,結果導致“文字破滅”,“國粹喪失”。
吳宓用文言文寫作這篇文章,陳獨秀則用白話文。這可能是由於前者對新文化運動抱有極懷疑的態度,不想文字破滅;後者則贊成新文化,積極推動新文學。
從這兩篇文章看來,陳獨秀雖然是新文化運動的贊成者,但卻不流於極端,能夠接受“舊文化”的某些成分;同樣地,吳宓儘管認為所謂新文化運動者“專圖破壞”,但他並不簡單地反對西洋文化,他認為在保存國粹的同時,是可以“昌明歐化,融會貫通”的。因此,二人在新文化運動上的立場,並不是完全對立。

2018年10月23日 星期二

比較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的不同

法家、儒家思想的不同,首先表現在法家強調法治,儒家強調禮治(或德治)。
儒家並非不要法律、政令,但認為法令治世,不能徹底。「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用政令引導,用刑罰治理,民眾會求免於犯罪,但不知羞恥。用德去引導,用禮來治理,民眾知道羞恥,而歸於正道。所以德治、禮治方能真正治好國家。
其次,目的不同。法家治國,是要滿足君主「及其身顯名天下」(《史記.商君列傳》載秦孝公語)。要「及其身」,即以有生之命達到其欲望,便必須急功近利。「顯名天下」就要富國強兵,侵伐諸侯。要求民眾拼命生產,以必死之念去打仗。儒家治世的目的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
第三,對待百姓態度不同。儒家主張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法家則主張「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商君書.畫策》)把民作為戰勝、制裁的對象,要以法去堵塞民眾,這不但不重視民,而且是以民為工具,為控制的對象。

2018年10月19日 星期五

莊子的「自化」觀點,與他的「道通為一」、「齊物」(包括齊貴賤、齊大小、齊死生)、「齊論」的理論,有什麼關係?

既然事物的變化、發展,是由於事物的自然本性所形成,那麼就不能加以人的造作,成見去理解它,去歪曲「自化」。
從生到死,方死又方生,聖人「照於天」,不拘執於其暫時的生和死,能看破,便知實際上是無死無生,生死一也。知道這個道理,便明白「道通為一」。
萬物自化,本身並無誰貴誰賤的問題,這便是「齊貴賤」,萬物的貴賤都是相同的,貴賤不過是人為地附加上去的。萬物本身並無大或小的問題,說大誰都大,說小誰都小,滄海比之於「至大」,不過「稊米」般大小;毫末比之於「至小」,則如山丘般大。這是「齊大小」。生與死是萬物「自化」過程中的不同環節,生死是一體的,這便是「齊死生」。
萬物自化的過程,也不存在誰是誰非的問題。狼把人的孩子吃了,不存在誰對誰不對的問題;人把豬娃吃了,豬與人辯論,不存在真理,假理的問題。狼吃孩子,人吃豬娃,都是萬物「自化」。但當有了立場,有了固定的標準,便產生是非真假,於是站在人道立場,說狼吃了我孩子不對,壞極了;站在豬道立場,豬又控訴人太殘酷了。即使同時從人道出發,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儒家說墨家兼愛不對,墨家也說儒家愛有等差不對。由於標準不同,辯論勝了(是)或輸了(非),都不能確定誰對誰錯,所以是與非都一樣,這便是「齊是非」,亦即「齊論」。莊子認為只有拋棄成見,「莫若以明」;以萬物「自化」的 客觀真實來裁決,才能解決。
這樣看,「自化」的觀點是貫串於莊子學說的各個部分之中的。

2018年10月15日 星期一

宋朝周敦頤有一篇《太極圖說》,試與老子的宇宙生成論作比較。(附《太極圖說》摘錄:「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太極圖說》:「極」是窮盡終極處之意,類似黑格爾講的「規定性」。無規定性,即是「無」。
「太極」是有個終極、窮盡處,即是有規定性。有規定性便是「有」。「無極而太極」即從無而有,正是老子「有生於無」或「道生一」之意。這個太極本身便是能動的,動便生出陽剛;動極而靜,靜而生出陰;靜極又復動。這幾句說明了:
  • 太極本身是能動的,不需要靠上帝的第一擊來推動。
  • 這個動,與其對立面「靜」,是互為其根,沒有對方,便沒有自己;對方是自己的根源,自己又是對方的根源。到了極盡,就向其對立面轉化,「動極而靜」;向對立面轉化後,又再向對立面轉化,便回到自己,「靜極復動」。這種過渡、轉化,是發展式的,而非圓圈循環式的,它會「化生萬物」。從這幾個特點看,它與老子的「反」的規律是相同的。這就是「反者道之動」 的意思。
  • 「無極」生出「太極」,即無生出有。這個有就是「一」。然後太極動,動而生出陽,動極而靜,靜生出陰。於是陰陽兩儀立焉,這便是「二」。陰陽二氣,又生出水、火、木、金、土五氣,這便是「五」。於是陰陽,五氣妙合而凝,這便是「七」,化生萬物。
如果套用老子的話,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五,七 生萬物」。總的意思是說,「無」創生宇宙的「有」以後, 便由這個「有」逐步而生出萬物。
從這些比較可以看出,一從道家的「道」出發,一從儒家的《易經》思想出發,都得到差不多的結論。

2018年10月13日 星期六

牟宗三怎樣解釋「有」和「無」的關係?

老子講無為,避免世俗的競逐,讓自己自由自在,那麼,連意念的造作也豁免了。牟宗三認為這就體現了「無」的智慧。不過,他又說:「光無也不行,無中又有『有』」(《十九講.94頁》),他從主客兩個方面談論兩者的關係。
先從主觀方面談起。牟宗三認為道家所講的「無」就是「虛」,「致虛靜」,心就有無限妙用。於未應物時則能隨時應物,於應物時不為物所限;前者的狀態是「常無欲以觀其妙」《老子.首章》,而後者的狀態則是「常有欲以觀其徼(方向性)」-(《老子.首章》)。「心境不單單處於無的狀態中以觀道妙,也要常常處在有的狀態中,以觀道的徼向性」(《十九講.98頁》)。只處於無的狀態,則不能應物(不靈)。只處在有的狀態中,則為物所限(不通),「無」「有」不離,心才靈通。
現在談客觀方面的情況。牟宗三指老子以「天地」為萬物的總名,用來表示萬物一體,即萬物的一元性;要表示萬物的多元性時則用「萬物」一詞。「無」是萬物的根據,從「無」發「有」,讓萬事萬物自生自長;無「無」, 萬物沒有自生自長的根據,無「有」,萬物就不自生自長。總之,「有」「無」相依,否則創生天地的作用就不能發生。這個結論印證了老子的講法,他認為「有」與「無」,「兩者同出而異名」《老子.首章》,他所說的出處就是「道」,認識「有」「無」相依,才認識「道」是一個怎麼樣的創生原則。

2018年10月5日 星期五

為什麼說墨子的理想國,是一個等級分明的,獨斷專制的,組織縝密的、紀律森嚴的宗教大王國?

墨子的理想國, 等級是很分明的,除了國家原有的等級外,還要增加天上的兩個最高等級, 即是:天鬼神天子三公諸侯將軍大夫庶人。這個王國的一切意向,都是由「天」所獨斷決定的,而從庶人直到天子、鬼神,都要同於「天」的意見,不能違反。得罪家長、國君,還有鄰家、鄰國可以逃避,但得罪於天,是沒有地方可以逃避的,所以是專制的。
庶人辦事,有士來監正他;士辦事,有將軍大夫來監正他…… 天子辦事,有「天」來監正他。除了這些明顯可見的,有上級來管治外,那些不明顯、不可見的事,還有鬼神來管治他。可見其組織縝密,紀律森嚴。
這個王國,最高管治者是「天」、鬼神、所以是個宗教大王國

2018年9月30日 星期日

從哪兩方面可以看出孟子的「民貴君輕說」與民主思想有相通之處?

孟子認為得到民心,才能當天子;得到天子同意,才能做諸侯;得到諸侯同意,才能任大夫,「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即是老百姓具有比天子還高 的權威。
孟子也說過,舜得天下是「天與之,人與之」。但天不會說話,如何表示同意給他天下?孟子認為,辦法是使他去主祭,百神都來享用,這便是天接受了他。但怎樣知道百神都來享用呢? 孟子又有個解釋,他引了〈泰誓〉的一句話:「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視是根據民視,天聽是根據民聽來決定。這樣看,孟子所講的「天與之」,最後還是落實到、歸根到「民」 與之。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箇中的次序是: 民社稷(諸侯)(大夫)
後者危及前者,便要受到處分。「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危及其上級的社稷,便要受天子的處置。「犧牲既成,粢盛既絜(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犧牲養好, 祭器清潔好了,依時拜祭社稷。但社稷沒有使得風調雨順,反而是乾旱、水災、危及民眾,也要受到變置的處分。「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桀和紂危及民的利益,失去民心,也要變置,使他喪失了天下。
這樣看來,民眾在歷朝變置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們在變置中體現了全人的身分。如果把變置制度化,那麼民可以同意讓誰去做天子得天下,也可以變置天子使其失去天下,這便是民主的最基本原則。由此可見,孟子「民為貴」的思想和「民主思想」確有相通之處。

2018年9月28日 星期五

為什麼說孔子的天道觀又是他的社會歷史觀?

孔子認為大道流行時,天下是全體民眾所公有的,「天下為公」,那是大同之世。大道隱蔽時,天下是天子一家所有的,「天下為家」,那是小康之世。大同之世,相當於堯、舜時代,實行禪讓,選拔賢德、有能力的人繼承管治天下。
小康之世,相當於夏、商、西周的時代,實行由君主的子弟世代承襲帝位的制度。小康之世,由於有禹、湯、文王、武王等賢君,以禮治理。天子有權發布禮樂、征伐的命令,所以仍是「天下有道」的。及至春秋時代,諸侯篡奪,天子無權,禮樂、征伐的命令由諸侯發出,這就是「天下無道」之世。
這裡既討論了在不同社會和歷史上,天道的三種狀況,同時也講了不同天道狀況下的三種社會和三段歷史。所以,其天道觀 亦即是其社會歷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