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公元 420—589 年）時期，佛教的發展速度很快，這與歷代統治階級的扶植有重要關係。在支持佛教的方式上，南朝和北朝的統治者略有不同。南朝比較重視發展佛教義學，鼓勵 佛學研究；北朝比較偏重於興辦福業建造，鼓勵禪行。南朝佛教基本上是平穩發展的，到梁武帝時達到鼎盛。
梁武帝蕭衍（公元502—549年）不僅是南朝的崇佛代表，也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崇佛帝王。他幼年接受儒家教育，廢齊建梁之後，在思想方面提倡儒學和佛學。他原來信奉道教，即位後下詔捨棄道教信仰，改奉佛教，並且規勸群臣信奉佛教。梁武帝大力提倡和支持佛教的措施很多，不少措施在佛教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一，在宗教信仰領域把佛教放置於比儒教和道教更高的地位。梁武帝認為，儒教和道教只不過是講世間的善，佛教卻超越了世間的範圍，能夠使眾生脫離三界的痛苦，達到最終的解脫。當然，梁武帝稱佛教是“正道”，並不意味着他要完全排斥、壓制儒教和道教。對於儒家的綱常名教，他是一貫倡導的。他的目的，在於宣揚佛教比儒教和道教優越。
第二，廣建寺院，大造佛像。梁武帝在位期間，敕建了許多規模宏大的寺院。例如，普通元年（公元520年）於鍾山為其亡父建造了大愛敬寺。這座寺院中有三十六院，各院都有池台環 繞。從中院到寺院的大門，長達七里。寺院中建造了無數金銅佛，還建有七層塔，常年供養了一千多名僧人。根據文獻的記載，這座寺院創造了塔包岩壑的奇觀。在梁武帝的帶動下，王公、後妃以及門閥士族也紛紛建寺塔、造佛像。梁代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人，都是南朝的最高數字。特別是僧尼人數方面，僅次於梁代的劉宋才有僧尼36,000人。
第三，除了優待僧人、鼓勵佛學研究、舉行盛大的法會之外，梁武帝還親自撰寫佛教方面的著作，親自講經說法，參與法會。梁武帝的佛教著作有許多種，現存的約有十餘種。例如，
第四，以“皇帝菩薩”自居，並且“捨身為奴”，以便激發各階層信徒對他個人和佛教的虔誠宗教感情。梁武帝曾先後四次捨身同泰寺“為奴”，每次都由朝廷群臣拿出巨額錢財將他贖回。這在中國歷代帝王中是絕無僅有的。他這樣的做法，加劇了寺院經濟的膨脹。
第五，嚴格佛教戒律。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本人按照在家佛教信徒的規定修行，而且要求僧尼嚴格遵守戒律。他下令僧尼不僅不能飲酒，而且不能吃肉，否則將以國法、僧法懲罰。此前佛教戒律規定，僧尼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吃肉。梁武帝的禁令影響很大，此後僧尼素食成為中國佛教的定制。
梁武帝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崇佛帝王，所以，在佛教界和民間，廣泛流傳着眾多關於他與佛教僧人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關於他與禪宗祖師達磨的故事。當然，這些都是後代附會的傳說，並不是歷史事實。
北朝的滅佛事件
與南朝佛教的平穩發展相比較，北朝（公元420—581年）佛教呈現出大起大落的態勢。北朝大多數帝王支持佛教，促使佛教迅速發展。同時，佛教也與儒教和道教發生了激烈的思想鬥爭，僧團與國家及世俗地主階級也發生了政治、經濟利益方面的衝突。北朝出現的兩次“滅佛”（國家武力鎮壓佛教）事件，就是這些矛盾綜合作用的結果。
北魏太武帝（公元423—452年）的滅佛，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次國家鎮壓佛教事件。北魏太武帝原來信仰佛教，也尊敬僧人。但是，他逐漸看到佛教的大發展，與國家發生了經濟方面 的嚴重衝突。因為，僧人不負擔兵役、徭役，不繳納租調，所以必須控制僧人的數量。在這種情況下，魏太武帝繼承前代的政策，重用儒者，尊崇儒家學說，以便爭取漢族地主階級的支持，鞏固自己的統治。同時，他又接受司徒崔浩的勸告，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奉寇謙之為“天師”，建立天師道場。他還親自登壇受符書，改元“太平真君”。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太武帝下詔限制佛教，認為佛教是外國的神靈，所講的道理是荒誕的，無益於政化，並且禁止王公和百姓私養沙門。公元446年，他出兵經過長安，發現一所寺院中私藏兵器，懷疑沙門與起義軍通謀，下令誅殺寺裏的僧人。後來又在寺中發現釀酒器皿、財物和洞窟藏匿婦女等，於是聽從崔浩的勸說，頒布取締佛教的詔書。滅佛的措施非常殘酷，不僅不分老少坑殺所有沙門，對於信仰佛教，製造泥、銅等各種佛像的人，也要屠殺。因此，經過這次滅佛運動，北魏境內的大量僧尼遭誅殺，寺院經像被焚毀。
六年後（公元452年），太武帝死，文成帝即位。文成帝認為佛教講的是正確的道理，有助於國家的治理，有益於人們仁智善性的增長，於是解除了佛教禁令。此後在歷代北魏帝王的支持下，佛教在北方又獲得很長一段時間的發展。
到北周武帝（公元561—578年）統治時期，北方佛教勢力急劇膨脹，僧尼人數達到200萬，佛寺三萬多所。由於僧尼享受免稅賦徭役的特權，武帝要富國強兵以統一北方，就必然採用“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的措施。周武帝首先消減僧尼和寺院，此後多次召集名儒、名僧、名道，討論三教優劣。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下令禁斷佛教和道教。這次 滅佛與上次有幾點不同。第一，北魏太武帝只取締佛教，對道教予以保護，北周武帝則是對佛教和道教都予以禁止。北周武帝原來打算保存道教，但是道教和佛教之間的鬥爭很激烈，對朝政有危害，所以採取兩教並廢的措施。第二，雖然毀壞了一些寺院，焚燒了一些經像，但並不屠殺僧尼，而是迫使他們還俗為民。對於有些地區的寺院，並沒有拆除，而是分別賞賜給王公，作為他們的住宅。第三，設立“通道觀”。從佛教和道教名人中選取一百二十人為學士，讓他們講《老子》、《莊子》 和《周易》，目的是會通三教。顯然，讓佛、道兩教人士會通三教，在於強調儒家的重要性。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滅北齊，周武帝又下令在原來北齊境內禁斷佛教和道教。促使許多僧人逃往南方，境內僧尼奉佛也只能在秘密狀態下進行。宣政二年（公元578年）周武帝死，宣帝、靜帝相繼在位，朝政由外戚楊堅把持，下令允許佛教流行。到楊堅廢周建隋，開始大力發展佛教。
此後，唐代的武帝、五代後周的世宗，也分別有滅佛之舉。歷史上把這四次國家鎮壓佛教事件稱為“三武一宗滅佛”。這四次滅佛運動，對佛教勢力消長變化的影響都比較短暫，但對佛教
思想的演變影響比較深遠。
佛經翻譯
在中國佛經翻譯史上，南北朝是產生譯人和譯籍最多的時期。根據《開元錄》記載，從南朝宋永福元年（公元420年）到陳後主禎明三年（公元589年），經南北八個朝代169年，共有譯者67人，譯籍750部，1750卷。佛教典籍品類的翻譯範圍，比任何時期都要廣泛。這個時期著名的譯經僧人有佛陀跋陀羅、菩提流支、真諦等。
佛陀跋陀羅是北天竺人，曾遊學罽賓，應秦僧智嚴的邀請來到長安，弘傳禪法。他因為顯示神異，與鳩摩羅什門下僧眾發生衝突，只好離開長安，到南方投廬山慧遠，從事佛經翻譯。他共譯出佛典13部125卷。其中幾部譯籍對佛學的發展很有影響。首先是《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此經的原本是由支法領從于闐取回，佛陀跋陀羅在百餘人參與下將其譯出，開創了全面研究《華嚴經》的新階段。此經日後成為華嚴宗建立宗派最重要的經典依據。其次是《達摩多羅禪經》二卷，是應廬山慧遠的要求而翻譯的。本經所傳的達摩多羅一系禪法對中國禪學的影響很深遠，唐代宗密曾經把傳入中國的禪宗第一代祖師定為達摩多羅。第三，《大般泥洹經》十卷。這部經典的翻譯，標誌着開闢了不同於般若學的佛學研究新方向。
菩提流支是北印度人，魏永平初年（公元508年）到洛陽，開始譯經。他共譯出經典30部，101卷。菩提流支所翻譯的典籍偏重於大乘瑜伽行一系的著作。對以後的佛學發展有影響。其中，《十地經論》為以後地論師的重要弘揚經典，《無量壽經
》是以後西方淨土信仰者重點傳揚的論書。另外，重要的經典還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入楞伽經》、《金剛般若經論》 等。
真諦（公元499—569年）是印度人，先後在南海（今廣州）、
建康（今南京）和蘇、浙、贛、閩等地翻譯佛經，共譯出大小乘經論64部，278卷。他重點譯介的是瑜伽行派無着、世親、陳那等人的論著。其中流行較廣的有《攝大乘論》、《大乘唯識論》、《佛性論》、《金光明經》等。
佛教學派
南北朝時期，以著述立說，聚眾講學為主要形式的佛學研究已經廣泛展開，並且得到帝王和士大夫群體的廣泛參與和直接支持。佛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南北各地興起許多學派。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涅盤、三論、毗曇、成實、地論、攝論、楞伽、法華等，構成了隋唐時期佛教宗派的先導。
這些學派一般在側重弘揚一部經或論的基礎上，兼習多部經典，提出新的佛教觀點。這裏說的“經” 和“論” 是有區別的。佛教的典籍傳統上分為三類，稱為“三藏”，即經、律、論。經，是佛教僧侶結集的釋迦牟尼佛的言教；律，是釋迦牟尼佛制定的各種戒律；論，是後代佛教學者闡述佛教理論的著作。涅盤學派的主要代表竺道生是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竺道生（公元355—434年） 原是竺法汰的弟子，後北上從學於鳩摩羅什。東晉末年回到南方，劉宋初年與慧嚴、慧觀為朝野所重。竺道生精通般若中觀學，又比較早地接觸了法顯譯的六卷本《大般泥洹經》。他在貫通佛教不同派別、不同經典學說的基礎上，提出許多新見解。其中，他的佛性說和頓悟說，在佛學史上很有影響。
第一，他的佛性說主張，一闡提人有佛性。六卷本《大般泥洹經》一方面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學得成佛”。也就是說，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內在根據，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此經又明確講“一闡提”（指善根斷盡的人） 除外。竺道生認為，“一闡提”既然屬於眾生，那麼他們也同樣具有佛性，也有成佛的可能。由於他的觀點在經典中找不到直接依據，受到佛教界的批評，甚至一度被逐出僧團。據說，他曾到今天蘇州的虎丘山，為一堆石頭講《涅盤經》。在講到一闡提人有佛性時，他向群石發問：“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都點頭表示同意。稍後，北涼曇無讖所譯的三十卷本《大涅盤經》傳到南方，該經中有一闡提人也有佛性的說法。於是竺道生受到僧眾的敬佩，其佛性學說也得到更多人的承認。
第二，他的頓悟說主張，真理（“理”）作為整體，是不可分割的，平等無差別的，所以，證悟（“悟”）真理也就沒有階段劃分，沒有中間狀態，只能是“頓悟”。這就是說，對“理”的掌握，要麼是完全地掌握，要麼是完全沒有掌握，不可能是掌握了“理”的某一部分。所以，竺道生的頓悟思想是建立在“理不可分”的真理觀基礎上的。他的這種“頓悟”學說，對以後 的華嚴宗、禪宗思想都產生了影響，並且間接影響了宋明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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