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道德觀

小康之世，雖然是大道既隱，但因有好的君主，以禮去節制，所以還算是「有道」。孔子既然要改革「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無道之世」，便提倡禮治。儒家的禮治和法家的法治，就成了春秋、戰國時期兩種對立的治國思想。

據孔子的理解，「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左傳．隱公十一年》）所謂禮，就是政治體制、社會組織、社會秩序等的典章制度。如果當時的諸侯遵守周天子的政 治典章制度，就無權決定天下禮樂征伐之事，便不會有春秋時的諸侯爭霸，強國侵略弱國，天下大亂的無道之世。

但是典章制度畢竟只是一種形式，它是需要有道德的人去執行的。如果沒有仁心的人去執行，就談不上什麼禮了。「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所以孔子認為禮還不是其思想的核心，他的思想核心是仁。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仁最簡單的意義，就是「愛人」。那麼怎樣衡量對人所做的，是不是仁？有積極和消極的兩種做法。積極的是，你想能自立，就使別人也能自立，「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消極的是，自己所不想要的東西，不要加給別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即是說，以自己本性的欲或不欲作標準，去指導自己對別人的做法。

為什麼孔子提出這個標準？這是有他的人性論作基礎的。原來孔子認為人性都是相近似的，其所以相去甚遠，只是後來習染造成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既然人性都是相近的，我所欲的，也是別人的所欲；我所不欲的，也是別人所不欲的。人生下來，其本性都有向好的一面，即是要為自己好去著想。孔子要求我們不但為自己好著想，同時也為別人好著想，這種推己及人便是仁，便是愛人了。

可是，人性中也有私心的一面；人不但難於為別人著想，往往更要損人利己。於是需要有一個客觀的形式，以規範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這便是「禮」。孔子要求人們克制自己損人、損社會的私心，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這就是克己復禮。能夠克己復禮，便是仁（同上）。由此可見，孔子是從兩個角度去衡量仁的。一是主觀的，從人的本性上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是客觀的，從禮的規範上說，克制自己損人的私心，回歸於禮。

仁不但要克己， 要推己及人，而且還要把道德推行於天下。孔子說：「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這五者是指：「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 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 》）恭莊則別人不會侮辱，寬厚就會有眾人擁護，信實會得人信任，勤敏便有功績，慈惠便能使喚人。把自己從善之心，推而使天下人從善，這是他的期望。為要達到此目的，儒家認識到自己責任重大，需要奮鬥終生，死而無憾。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論語．衛靈公》）不要因貪生而損害仁德，為了成全仁德可以犧牲自己。

假如能推廣此仁心，施濟於天下民眾，便達到「聖」的境界。他的學生子貢曾問，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是不是可以叫做仁呢？孔子說：「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論語．雍也》） 從他看來，仁就是作為一個真正的「人」所應具有的品質。《禮記．中庸》 記載他的話：「仁者，人也。」 後來孟子也講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盡心下》）朱熹《孟子集註．卷十四》 中解釋說：「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沒有仁的人，就不成為真正的「人」。一個真正的人，去施行仁，就合天道。

孔子說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解釋這句話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忠恕之道，就是為仁之方。所以孔子的一貫之道，其中心思想就是仁。這樣看，孔子的道，就是要求人成為施行仁的真正的人，這便體現了天道。他的道德觀與天道觀，是渾然一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