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

韓非（？—公元前233年）是韓國的貴族，與李斯都師事荀子，李斯自知不如他。韓非口吃，但善著書。流傳至今的《韓非子》一書五十五篇，主要是他寫的。秦始皇看到他所寫的〈孤憤〉〈五蠹〉等篇，想要他。於是急攻韓國，韓派非出使秦國。秦始皇便留下他，雖然喜歡其學說，卻又不敢信用他。李斯擔心韓非獲重用，因此向秦始皇講他的壞話，並把他關起來，韓非最後死於獄中。

這段歷史說明法家講求勢力、權術，只重財利而輕仁義，極慘礉（音核，苛刻）少恩。最後，災難還是落到自己身上。

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作指導，取得天下，統治天下。他統一全國，建立秦王朝十二年而去世，去世四年而秦亡。那麼強大的秦王朝，只歷時十六年，是非常出人意外的。

西漢的賈誼在〈過秦論〉中評論秦王朝滅亡的原因說：「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這段話，亦適合於評價法家的學說。

韓非學說的基礎，是他的歷史發展觀。他把歷史分成上古、中古、近古三個時期。在上古時，人民少而財富多，生活條件好，競爭不大，所以賞罰不用，而民眾自治得好。「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韓非子．五蠹》）

但是人口增殖得很快，一個人生五個兒子不為多，每個兒子又生五個，這樣祖父還在，便有二十五個孫子了。「今天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韓非子．五蠹》）

人口多了財貨少了，縱使花掉更多的勞力，供養還是差，於是民眾相爭。即使加倍地賞善罰惡，仍避免不了作亂。

於是接著說：「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韓非子．五蠹》）

三個時代不同，所要做的也要變。過去講究道德，後來以智謀競逐，現在則以氣力爭奪。所以，他主張以法、術、勢來治世，用殘酷刑罰、強大勢力、權術去壓倒民眾、同僚和鄰國。

既然當今人多財貨少，主要是個氣力的爭奪。那麼，怎樣才能統治臣下及民眾呢？過去，商鞅重法，申不害重術，慎到重勢。

韓非認為這三方面缺一不成。他說：「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

他認為「術」是按照其才能而授予官職，根據他所任官職的名分，要求他完成實在的工作，國君掌握生殺的權柄，考察群臣的能力。這些要由君主掌握的。

「法」是官府裡明白寫著的法令，民心認為所規定的刑罰必會執行。獎賞是給予那些慎守法令的人，而刑罰是加給那些破壞法令的人。這些都是臣下所要遵從的。國君不懂得掌握權術，上面便發生弊端，群臣無法，則會亂於下了。這兩樣是缺一不可的，都是帝王統治的工具。所以法和術結合。

韓非又講到慎到關於「勢」的議論。慎到認為有了權勢，方能治人治國。賢人如果沒有權勢，會屈服於不肖者之下；不肖者如果權重位尊，反而能駕馭賢人。如果堯只是個匹夫，恐怕連三個人也治不了；桀因為有天子的勢位，所以能擾亂天下。所以，勢位是很重要的，而賢智則沒有什麼用處。「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而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韓非子．難勢》）

他認為任用賢智治國與任用權勢治國是互相棑斥的，只能用一個，不能兩者並用。他舉了個故事來說明。有一個人賣矛和盾。他誇耀盾很堅固，說「沒有一樣東西能刺穿它的」。接著，又誇耀他的矛說：「沒有一樣東西它是刺不穿」。有人反問他：「用你的矛刺你的盾，又會怎樣？」（《 韓非子．難勢 》）

這說明，無物能刺穿和無物刺不穿的說法，是不能同時成立的。他認為取賢人治國之道，就不可用條例、命令來強制禁止人民；而以勢與法治國，則任何事都用禁令來強制人民。它們的關係，就像矛和盾一樣，不能同時並存，故不能同時採取賢治和勢治去治國。「夫賢之為勢（勢字應作道）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賢，與無不禁之道（道字應作勢），此矛盾之說也。」（《韓非子．難勢》）

這就是他要「抱法處勢」的主張，即是說，法要與勢結合，而不要賢治。

關於法、術、勢的結合，韓非講了一段話：「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 違……︰然後一行其法。」（《韓非子．八經》）

「天」是說施行法制時如天那樣公正，使用臣下或民眾則「鬼」，即使用方術或權術，讓他們莫測高深。公正則別人不能非議，使用權術，就不會為臣下所困。他既有勢位並嚴格施行，縱使下面不同意，也不敢違反。於是其法便暢通施行。這段話講的就是法、術、勢要結合起來使用，才能奏效。

虛靜與二柄

韓非亦受到道家的影響，他的書中便有〈解老〉〈喻老〉兩篇文章，讓人們知道一些老子的思想是他的法家學說的根據。比如他認為明主控制大臣，要有二柄，即「刑」和「德」（賞）。「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韓非子．二柄》）

人臣作姦犯法，則加之殺戮；人臣有功，則給予慶賞。於是群臣便畏其威，（利其慶賞）而受其制導。「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韓非子．二柄》）這樣，君主便不會失去他的實權。

韓非認為這是符合道家「虛靜無為」的原則的。「虛靜無為，道之情也。……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為，各以自成。」（《韓非子．揚榷》）

道的實質是虛靜無為。應該慶賞的就慶賞，應該刑戮的就刑戮，他怎樣做，就得到怎樣的結果。這些事都是他自己造成的，作為君主，虛靜無為去治理國家便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韓非子．揚榷》）

各人所做的善或惡，都必然得到其應有的賞及刑，誰敢不相信？……好像地和天那樣，對待人都沒有疏遠親近的問題，總是同樣地看待。如果能夠像天那樣，對待百姓無疏無親，一概以法行賞施刑，那他便是聖人了。

這樣看，韓非的刑名法術之學，有歸根於道家的主張。《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說：「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指的就是這個情況。